《巴黎，19世纪的首都》是本雅明为“拱廊街计划”撰写的提纲，分为1935年与1939年前后两个版本。其中“1935年报告”是目前的公开资料中，本雅明最早向研究所提交的报告，该提纲中的辩证意象、商品膜拜、空间幻境等内容是设想中的“拱廊街计划”的元理论前提。本雅明计划通过考察19世纪的原初历史，视其为现代性的史前史，寻找瓦解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正当性与神圣性的契机。本雅明当时处于流亡状态，与居住在丹麦的布莱希特来往甚密，1935年版本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有关于“无阶级社会”、“黄金时代”的提法，受到贝尔托·布莱希特的乐观主义的影响，因此受到阿多诺的质疑与批评，这是阿多诺与本雅明之间的第一次论争。事实上本雅明并没有舍弃神学层面的否定指向，而是出于颠覆法西斯统治的紧迫性的考虑，将神学层面上的理念拯救转化为社会层面的革命主张，弥赛亚拯救的神学观念隐藏在对商品幻觉、都市景观的唯物主义描写中，“拱廊街计划”实际上是《历史哲学论纲》的世俗版本，对现代性进行爆破是该提纲的主题。 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研究是“拱廊街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其中关涉到了商品拜物与都市景观的内容，一直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但是作为波德莱尔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的“1935年报告”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笔者通过对该提纲的解读，重申其中蕴含的弥赛亚救赎色彩，视本雅明的身份为现代性的爆破者，可作为解读《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的前理解。 一、从理念真理到历史意象 1935年版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体现了本雅明在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转向，巴洛克悲剧研究中所体现的神学色彩被置换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早年本雅明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的序言认为，从产生条件这一角度看，“真理是无意图的存在状态，由理念构成”①，理念作为真理的象征，以碎片的形式隐藏在语言中，有待被个体在无意识的时刻感受与体会，而不能在带有意图性的认识过程中被习得。再从真理与认识的关系看，“真理不是一个从经验现实中实现自身的意图，而是一种决定经验现实的本质力量”②，个体能否感知渗透在语言中的理念，关系到个体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广度与深度，因此早期本雅明要救赎的对象是表征在语言中的理念。另一方面，寓意真理的理念又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历史”③，与人类文明相对立，个体对理念的感知仅在其瞬间闪现中发生，然后迅速异化，这是一种超验的神学观念。而“1935年报告”的救赎对象则是存在于大众无意识中的无阶级社会的意象，无阶级意象与当代发达生产力构成了新旧之间的张力，并置在辩证意象构成的星丛中，无阶级社会作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黄金时代”，通过新与旧之间的超现实主义式的移置而成为真实存在的乌托邦，实现的途径则是通过革命建立一种与现时生产力状况相匹配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雅明用“无阶级社会”替换了“理念”作为新的救赎目标，“无阶级社会”的构想是一种可通过革命而实现的社会形态，与无法在现实中被完整感知的“理念”构成了区别，对象征真理的理念的救赎转化为了对历史意象的救赎。 阿多诺对本雅明的唯物主义转向持批判态度，阿多诺在通信中写到，“无阶级性的意象也被‘去辩证’地置放回神话之中，并没有作为地狱的幻觉而变得明晰。因此，古代与现代相融合这个范畴，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一个黄金时代，倒不如说其是灾难。”④在阿多诺看来，当代对时尚的推崇是统治意识形态所建构的虚假幻觉，大众在新的时代自以为获得了理性的解放，但实质上社会依然处于统治阶级对物质、精神层面的严密控制下，因而新旧时代都是一个晦暗的时代，过去与现在两个时期之间的辩证关系理应是《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描绘的“灾难连续体”⑤，救赎的可能仅存在于自然历史的潜在性之中，任何现实化的设想都被意识形态所渗透。在阿多诺看来，本雅明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无阶级社会作为建构当前社会形态的样板，并视其为黄金时代，是对前文明时代的暴力政治进行美化与掩饰，“无阶级社会”将是一个新的压迫统治的神话，同时也弱化“灾难连续体”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因而是“去辩证法”的。 对于阿多诺与本雅明两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哈贝马斯在论作《瓦尔特·本雅明：提高觉悟抑或拯救性批判》中认为，阿多诺并没有深入本雅明的思想脉络中理解“无阶级社会”、“辩证意象”等概念，本雅明实际上不关注对虚假意识的揭露与批判，“他的批评所关涉的是正确对待积淀在日常生活以及文学和艺术中的集体幻想意象，这些意象产生于人类需求的最古老的语义潜能与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生活状况之间的秘密交流中”⑥。语义潜能体现为人们以主动意愿对记忆进行重新组织与表达的可能，表现在文学文本、艺术形式、空间建筑、家居装饰等载体中。哈贝马斯关于语义潜能的见解富有创见，但是他认为语义潜能的救赎与解放政治的革命二者之间相对立，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寓意的激进政治将损害本雅明的经验论，这是一种“去革命化”的有意误读，意在否认“拱廊街计划”蕴含的革命潜能与价值。 阿多诺、哈贝马斯对“1935年报告”的理解都存在着误读，阿多诺出于对意识形态进行永恒批判的立场考虑，对无阶级社会在历史唯物主义维度可能转向苏联式社会主义政体感到忧虑，无视了无阶级社会具有的经验维度与救赎维度。哈贝马斯看到了世俗启迪的转向中含有拯救语义潜能的诉求，即在关于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想象中重现前文明时代人类的丰富的原初经验，但是哈贝马斯从他本人右转的政治倾向出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取向的革命潜能与价值将损害对经验的重新发掘，弱化了本雅明寄寓在“拱廊街计划”在历史哲学层面的爆破意义，忽视了无阶级社会蕴含的救赎维度。而在本雅明的构想中，无阶级社会隐含了神学的救赎维度，无阶级社会不仅仅是前文明时代的社会形态，同时也是每一个时代的受压迫者的共同期许，本雅明不仅要拯救人类原初的丰富语义潜能，更紧迫的关切是救赎与语义潜能相伴随的历史记忆，以代际对话的方式打破历史时间的线性延续。因此，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布莱希特坚持的狭隘唯物主义，也并非仅仅拯救原初的纯粹经验，而是在拯救经验的同时重现被遗忘的历史记忆，暗含着期许弥赛亚救赎历代受难者的悲悼性，并非是一种空想的“肯定的历史哲学”⑦，本雅明依然贯彻着“灾难连续体”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