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5)03-0124-04 在20世纪这一文化激荡的百年，存在主义、唯意志论、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后现代思潮，都对20世纪的文化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布达佩斯学派(主要包括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瓦伊达四人)也进入到了这一时代的主题中，提出要复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对抗人当下遭遇到的各种文化问题。“当20世纪人类自觉地意识到文化对于人的生存所具有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性的意义时，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文化的危机性的、悖论性的困境；或者说，当人们通过文化的自觉开始从自身确定生存的依据时，却惊讶地发现人类自己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历史行动和生存活动正在破坏着这一基础。”[1]可以说，文化是20世纪哲学理论的主要范式，也只有从文化出发才能理解20世纪的哲学。布达佩斯学派以文化作为研究范式，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在其复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包含着理论层面文化主题的确立、实践层面对东欧社会的文化考察、对现时代文化危机的阐释及对人类文化出路的探寻。所以，只有从文化出发才能理解布达佩斯学派在特殊的存在境遇中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旨。 一、理论层面文化主题的确定 马克思主义经由第二国际理论家及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解读，逐渐演变为一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此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作品的面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同的马克思。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他们对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异化和人的本质问题进行了重新探讨和阐释，在这种探讨和阐释中彰显出了他们对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视；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启的文化哲学转向对布达佩斯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在复兴马克思主义中进一步将这种文化批判引向了微观的文化层面，在理论层面确定了文化主题。 布达佩斯学派对马克思早期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他们尤其关注马克思早期对“人的本质”思想的论述，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赫勒进一步分析到，人性不是“从内部显露出来的东西”，而是“在内部筑入的东西”，所以“第二自然”才是人的本质的来源处，“第二自然”指代的是社会文化因素，其对人的本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赫勒在《人的本能》中阐释了这一思想：“人不是生来就具有不可剥夺的本能，这是因为人生来就根本没有本能。人也不是一张‘白纸’可以根据随时受到刺激而将刺激的结果留于‘纸上’。但是人也不是一个生来就具有类本质的化身，不是一个人的本质的化身。人确实有‘第二天性’，这一‘第二天性’历史地得到了发展，并且在对象化中，在当今世界的个体中，作为一种相互影响而找到了化身。”[2]同样马尔库什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解读，也展现出了对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视：“马克思并不关心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物种得以形成的人类起源过程。其兴趣点在于人的社会历史发展，而非人的自然发展。”[3]马尔库什赞同马克思对人本质具有社会性这一点的阐释。社会文化因素决定人的本质是他们对马克思“人的本质”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这为他们后面从文化层面对社会展开批判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从卢卡奇强调意识革命的重要性开始，文化就进入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舞台，葛兰西又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的分析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又拓展出了文化解放的理论，凸显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转向，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文化批判理论得以确立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启的这种文化转向对布达佩斯学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进一步在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将这种文化批判引向了更深的层面，探寻社会更深层次的文化危机。赫勒说：“我要重复的是一场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在创造人道化的社会的方向上引导最广泛的对于日常生活传统形式的不满。”[4]51这里，指代的就是要从马克思的思想出发，在深层的日常生活层面对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正是通过文化的研究范式，布达佩斯学派探讨了文化向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文化力量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展现，确证了文化已经不是在日常生活之上的高级文化，而是内在于人的社会生活的生存方式之中；论证到文化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内部结构中影响、规范和制约着日常生活，从而影响日常生活之外的其他领域。所以，布达佩斯学派在复兴马克思主义中提出要理解现代社会必须要从文化出发反思现代社会，要克服现代性的危机也必须着眼于文化这一微观层面。 布达佩斯学派在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凸显了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思想主旨，结合自己特殊的历史境遇，在微观文化层面上对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可见，在布达佩斯学派复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始终都贯穿着一种文化的诉求。 二、实践层面对东欧社会主义的文化考察 除了理论层面对社会文化重要性的强调及对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布达佩斯学派还在实践层面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文化考察，通过复兴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实践层面的社会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东欧许多国家都进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然而，这种社会主义不是从东欧社会内部生发出来的，而是简单地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模仿。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差异，这种外在嫁接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在东欧国家逐渐凸显出来。一方面东欧国家长期处于争取独立的历史中，而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但没能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反而使这些国家处于新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东欧国家在文化传统上更接近于西方而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后却被嫁接了苏联的意识形态，所以，东欧社会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会出现不适应的症状。布达佩斯学派针对东欧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的复兴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反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在实践上找到促进东欧社会主义人道化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