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5.01.014 文章编号：1674-8107(2015)01-0075-08 在确认了“文学想象政治”以后，想继续追问的是，文学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它的政治性?如认为就是描写政治生活，使其思想内容是政治性的，这当然也不错。不过，这样的回答似乎简单了些。描写政治斗争的作品比比皆是，但能够真正影响政治，提高人们认识社会现实的思想水平的作品并不多。这其实关乎文学的政治自觉与纯净气质的程度问题。 实际上，在中国颇为流行的文学的政治自觉，是从工具论观点出发的，认为文学应当成为政治实施自身目标的手段，从而为政治效力。1979年出版的两本通用文论教材，体现的就是这种非独立的政治意识与价值立场。蔡仪的《文学概论》充分体现了工具论的思想特点，在论述“党的文学”概念时，突出了文学的政治自觉是站在党性的立场上进行创作，“列宁说：‘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这说明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阶级性高度集中的表现。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自觉地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自觉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他们的作品体现了这种党性，因而是具有无产阶级党性的文学”。[1](P56)通观教材，在涉及文学与政治关系时，除了强调过去时代的文学可以批判政治之外，一旦进入当代状态，就围绕党性立论，文学完全成为政治的优化工具，只能用来进行“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在蔡仪这里，文学的政治自觉就是自觉地站在党性立场上，为制度与统治说话与创作。至于今天的社会到底还存在不存在异化之痛，还存在不存在阴暗面，还需要不需要文学来发挥它的监督批判作用，则完全成为题外话。蔡仪可以提出文学“应受党的监督”的命题，却不能提出执政者也“应受文学的监督”的命题，可见其文学的政治自觉，就是自觉到将文学纳入工具的范畴而毫无自身的特点与使命。 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同样体现了工具论的思想精髓，在论及党性与创作时，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党性，就是要求作家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自觉地、积极地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2](P119)或者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要求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观察、分析生活，正确地、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向，有力地揭露一切危害革命事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黑暗、落后的势力，歌颂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群众，培养人民群众高尚的情操，满足人民群众精神上的多方面需要”。[2](P104)从以群教材的思想来源看，与蔡仪教材没有区别；从用词看，也基本上没有区别；从主张的实质内容看，更是高度一致，它们所强调的作家的政治自觉，无外乎就是全身心地投身革命事业之中，为革命事业服务，想革命事业所想，急革命事业之急。 笔者认为，工具论的政治自觉大概体现出了这样几个特点：强调在文学之上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存在着，或者是传统统治阶级的“家天下”，或者是现代革命斗争的崇高事业，它们的绝对权威性与合法性，使得文学在它们的面前，难免自觉或不自觉地俯首称臣；工具论的政治自觉就是自觉地站在革命立场上来描写革命，从而将人民群众团结到革命事业之中去，实现革命的伟大目标；既然是追随着革命事业的，文学的创作内容就得以革命事业的内容为内容，当革命演变成许许多多的各色政策时，文学也得拼命地紧跟，从而不免在创作上留下概念化与公式化的弊端；如果一个作家不能胜任表现革命事业的任务时，这个作家就得进行思想改造，使自己适合于革命事业，革命事业绝不会迁就任何一个作家。所以，在工具论的政治自觉之中，无作家的个性可言，也无文学的特殊性可言。即使偶尔提到文学的艺术性，这个艺术性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政治而被提出来的。工具论的政治自觉带有政治上的慷慨激昂而迫使文学投身就变成了失身，它缺少文学的政治自觉理应带有的那种审美上的某种距离、观照、沉着与纯净。 这两本教材修改完成于1978年，没有来得及接受邓小平思想的影响，是其重大缺憾。仅仅到了1979年年底，邓小平提出了创作规律这个关键问题，否定了工具论的政治自觉观，为新的政治自觉观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邓小平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从而彻底消除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影响。在论及文学艺术时也同样贯彻了这个思想原则。他说：“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各条战线上的群众和干部，都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促进派，维护祖国统一的促进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3](P208-209)并强调“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作品”。[3](P213)这为创作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使创作不再与具体的政策方针相结合，从而有可能拓展文学艺术的表现领域，去探讨更多的人生问题。另外，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又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发展利少害多。”这实际中止了“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虽然强调“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文艺界所有的同志，以及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要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而奋斗不懈”，但他又强调“对于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4](P255-256)重提“双百方针”与“三不主义”，再次确认要给创作以自由，从而将主动权给了作家们。所以，在邓小平这里，文学的政治自觉已经变得不再教条化与机械化了，不再与文学艺术的独特规律毫不相关了，不再绝对限制作家在思想上与艺术上的自由度了。这开启了认识文学的政治自觉的新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