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8-0157-06 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艺理论已走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道路，70年来风雨坎坷，起伏跌宕，其间提出不少理论命题，也经历不少争议。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引进与消化西方文艺理论的过程中，本土化理论建设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本文将对70年来中国文艺理论在理论话语的选择与建构、思维与方法、学科边界的扩容、学科史书写等四个方面进行总结性研究与反思，并对它们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的贡献与不足进行分析与评价，力图从中寻找出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以期对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提供某些启示。 一、理论话语的选择与建构 总体而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头30年，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选择由于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制约，话语的选择较少自主性，也受到理论视野的限制。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40年，有了话语选择的自由度了。但却因为大量引进西方文艺理论话语而没有很好地消化，又曾一度迷失。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虽然也有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90年代后期的“新理性精神”的提倡，也没能完全从陷入迷失的状态中跳出来。自然，在引进与消化西方文艺理论的话语时，中国学者也在与西方话语的对话中进行了本土化的尝试，在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中国叙事学、文学人类学、性别诗学、审美文化学、文化诗学、生态美学、中国阐释学等诸多领域，也取得了有标志性和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树。70年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后40年的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将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理性地审视，70年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选择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建构过程，它受制于时代与环境、制度与文化，也得益于时代与环境、制度与文化。 以著名的“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为例，就是一种理论话语的选择与建构。“两结合”虽然是在1958年由毛泽东在成都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但追溯其理论渊源则可以上溯至1930年的革命文艺理论家周扬的提法。当时周扬从苏联的文艺理论中推导出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不相对立，革命浪漫主义可以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包容[1]。1933年，周扬又再度论述了这两者的关系，但重心已偏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9月举行了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在政治报告中也还是这种提法：“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一边倒向苏联，选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不二话语。但三年之后，因为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不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不再提了。又过了两年，随着社会主义大跃进环境的出现，于是就出现了“两结合”，并一直持续到1979年。 “两结合”的选择应该说路向是对的，只是因为环境不当(1958年之后没两年就闹自然灾害，经济上对革命浪漫主义不给力)、阐释不当(没有理论家给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创作上也没有重要的文学作品支撑，只有民歌创作上的支持)，因而使此理论话语的建构陷入了困境，更不利于接受与普及。现在回过头去看，如果当时没有中苏关系破裂这一层因素，就有可能选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且会一以贯之，因为即使到了后40年，理论界依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占主导，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再到“新写实”和魔幻现实主义，无不是现实主义占重要地位，当时的理论界甚至还介绍过西方的“无边现实主义”。但是，按毛泽东的性格，他需要重新选择，舍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舍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就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也是伟人的气魄所致。于是，理论话语的选择过程也便是一个理论话语的建构过程，它有其理论的来源，也有着时代的印迹，当然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关于典型与形象思维的话语，讨论甚多，持续时间也长，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一直都在讨论。典型话语，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话语，选择它来讨论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问题。在文学创作中，典型人物的创造代表着阶级的立场，正面典型与反面典型的塑造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关捩。因此，写典型人物也就区分为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两极，“中间人物论”是要受到批判而且是必须舍弃的。形象思维的讨论也是如此。1955年，在冯雪峰、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的文章中，就已出现形象思维这一概念，他们均正面肯定过形象思维的作用[3]。以后10年间，先后有20余篇文章论及形象思维，形成了赞同与反对的两派意见[5]。在一些有代表性的文艺学教科书中如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中也对形象思维有重点表述。但因为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倡反映论，提倡阶级斗争，否定派中的郑季翘在1966年5月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文章，将讨论上升到阶级斗争，认为形象思维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表现，讨论遂戛然而止。这一停就停了10年，直到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时，形象思维的讨论才被再度唤醒。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派几乎没有再争辩的余地，形象思维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不证自明[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