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0]06-0085-06 一 当代文论发展的六十年，可以粗略地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1949年至1978年、1979年至2008年。中国当代文论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即构成一个不可割裂的有内在一致性的六十年。“现代派”在这六十年的遭际作为我们研究新时期三十年现代主义文论的前提和背景，特别值得在此进行一番深入探讨和研究。整体看来，前三十年“现代派”文学及其文论在中国的存在显得坎坷异常。1949年至1978年，“现代派”基本上成了一个遭禁的或者横遭批判的术语。这与该世纪上半叶现代派诗学与文论流派争先恐后地出现的繁荣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个术语及其变相翻译如“现代主义”的使用，典型地代表了自1949年后对来自于西方的各种学术话语、学术思想的禁锢状况。我们通过这期间的两个个案——茅盾和袁可嘉对于现代派的评论——来考察“现代派”在当代中国文论发展中的历史命运，以一斑而窥全豹，进而对当代中国文论家思维主体加以观照。 关于modernism或modernist［汉译为“现代主义（者）”或“现代派”］这个术语，在汉语语境中可追溯到1915年，陈独秀在这一年在中国最早提到了“现代主义”一词①。后来在20年代初陈望道又正式运用了此术语进行文学批评。而关于“现代派”这个术语的由来，施蛰存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现代〉杂忆·“现代派”的诗》一文中认为“现代派”这一术语与他主编的《现代》杂志有关，他指出了《现代》杂志和“现代派”诗的渊源：“原先，所谓‘现代诗’，或者当时已经有人称‘现代派’，这个‘现代’是刊物的名称，应当写作‘《现代》诗’或‘《现代》派’。它是指《现代》杂志所发表的那种风格和形式的诗。但被我这样一讲，‘现代’的意义就改变了。从此，人们说‘现代诗’就联系到当时欧美文艺界新兴的‘现代诗’(The Modern Poetry)，而‘现代派’也就成为The Modernists的译名。王瑶同志在他的《新文学史》中引用了我这一段解释，从而确定了‘现代派’这个名词的意义。”②《现代》是30年代出现的标榜现代派文学观的杂志，但是“现代派”一词是否最早从此而来，还是令人存疑的。另外，徐迟在30年代曾提出过“无产阶级的现代派”的概念，直接把现代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启蒙文学、革命文学联系起来③。这些论著都较早地涉及或提出了中国现代派（现代主义）的课题。确定无疑的是，从陈独秀、陈望道等论及现代派起始，到二、三十年代出现的“现代派”诗学，都为中国文学理论界大量运用“现代派”或“现代主义”来指称和研究这一文学现象和流派打下了初步的学理基础。 然而，“现代主义”一词在1949年至1978年的三十年间，几乎不再出现，而涉及西文modernism或modernist的译文，大多以“现代派”表示之。而且在一般的文字表述中，如果不得不涉及现代主义，也基本上用“现代派”代替之。即使大陆文论家提及“现代派”，也是持否定的姿态，但他们在否定的话语之中又含着十分微妙和复杂的内在认同态度。 二 当时中国学界普遍采取的态度是回避或躲避、漠视。茅盾先生的长文《夜读偶记》打破了这种鸵鸟策略，多次提到“现代派”，但在态度上基本是将之作为一种否定的对象来对待。他在文中即基本不用“现代主义”一词，而以“现代派”来指称那些“产生于资产阶级没落期”“抛弃一切文艺传统”的新文艺④。而这个“现代派”之“派”和后来一再出现某某派（如走资派、保皇派等），都是在贬义上的运用。而“某某主义”的“主义”似乎含有肯定意味或褒义，那么是不能够用于带有贬义的、否定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文学思潮流派——现代派身上的。茅盾“五四”时期曾经大力介绍和翻译来自欧洲的各种新潮或现代主义文论，但后来他投身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直到1956年他写作《夜读偶记》，其背景是当时有人“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而‘现代派’是探讨新艺术的先驱者的人们”，“一九五六年忽然在欧洲又变得‘时髦’的调子”。当时中国整个国家追随老大哥一边倒，文论自然也从追随西方（欧洲）到倒向苏联体制，这就是当时从政治领导人到批评家和文论家等都一再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原则，而对产生于欧洲而且还有很大发展和影响的“现代派”则无疑持鄙视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茅盾主要是将“现代派”放在现实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背景下予以阐释的，他认为一部中国文学史便是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相互斗争的历史。他认为现代派产生于西方（欧洲），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保守的、落后的；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产生于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因而是革命的、先进的。在这一点上，茅盾与当时的主流思想和评价标准并无多大的区别。 虽然《夜读偶记》是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中写作完成的，但如果认为该书全面彻底地否定了现代派，并不符合实际。我们且看他的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诸多信息，正是这些信息暗示或残留了早年他在“五四”时期接受和传播现代主义的积极态度和世界性视野。以前他借鉴象征主义等现代主义手法，对其评价也较高，虽然现在他称“现代派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是“颓废文艺”，“象征派是悲观主义者，又是神秘论者”，“象征派反映了‘世纪末’情绪”，等等。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给现代派定性，是把它完全限定在文艺思潮、文艺流派范畴之内，不轻易给现代派作家扣上“帝国主义殖民思想的传播者”、“反动、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等政治帽子，通篇在论证“现代派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辩护士”。⑤笔者在多年前就曾指出过，这样的文字论述反映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50-70年代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茅盾先生要顺应当时的政治形势，为当权者说话，对这种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派思潮进行批判，而在批判的时候他把范围仅仅局限于西方的现代派，而非民国时期中国自身的现代派；另一方面，他又割舍不了在“五四”时期大量介绍现代主义以及现代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创新意识和形式技巧对他的吸引力，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现代派某些创作方法的可取性。所以就带来了茅盾此长文表述话语和表达方式上的隐曲委婉的矛盾之处。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