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02)05-0041-19 一、文艺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近20年来，文艺学应该说是取得了极大进展的一个学科。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从1962年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到1978年出版蔡仪的《文学概论》，中国的文艺学理论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并没有多大改变。而那一时代，西方，包括前苏联，在文艺学理论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是，近20年来的情况却非常不同，我国文艺学界不仅熟悉了解了西方在这一学科取得的成果和发展趋向，缩短了与西方文艺学的距离，发表出版了一大批有相当学术质量的文艺学论文和专著，而且对本土文论资源的整理与研究，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已经出版的重要著作如：蒋孔阳的《美学新论》，钱中文的《发展论》，杜书瀛的《创作论》，王春元的《作品论》，王朝闻的《审美心态》，童庆炳的《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文学理论教程》，王运熙、顾易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林兴宅的《文学艺术的魅力》，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吕俊华的《艺术创造与变态心理》，滕守尧的《审美心理描述》以及一大批青年学者的学术著作，它们不仅延续深化了传统的理论系统，重要的是有些著作还填补了我国文艺学的空白。除此之外，在叙事学、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等领域，也有了良好的开端，并取了初步的成就。 如果说，80年代文艺学研究主要是着眼于突破禁区，急于缩短与西方的距离，并且急于求新求变的话，那么，90年代则试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努力寻求本土文论资源，希求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能保有独特的民族的声音。因此，这两个年代的整体趋向是非常不同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近20年来的文艺学，是朝着不断深入的方向发展的。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20多年，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的20年。各个学科都有不同的总结和回顾。1998年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邀请了首都文艺学界有关学者，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讨。与会者对这一学科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人认为，“最能代表反思型文艺学美学特点的，在80年代影响最大，引起了强烈争论的是主体性命题的提出。这个命题恰切地表现了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内心需求。同时认为，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叙事学和文艺价值论等，是最有成就的。”[1]“1978年前后以来的10年间，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文艺学边缘化的速度加快了。边缘化一方面造成文学理论在整个社会中重要性的降低，一方面使之获得发展常态，从而实现了学科的专业化，研究多元化，思维辨证化，话语个体化。”[1]“20年来文艺学最大的收获（可以）概括为逐步走向确有定性。80年代以前，文艺学是政治的附庸，80年代中期起，文艺学方法、观念的讨论，引起了对该学科的关注。文艺学的各家各派对该学科对象的认识都获得了确定性的发展。”[1]同时也有人指出，“80年代是中国最后的理论神话时期，但回过头看，理论界的成果远不如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界的成果。80年代理论的辉煌必然导致它的衰败，原因有二：一是国内的语境已无力孕育出万能的理论了，即无力孕育出与万能的标准相称的理论了；二是国外的语境也不能提供理论神话的典范，而只有批评的理论。90年代，文艺学从神气活现到神气黯然，从而走向常态。[1]还有人认为，“20年来文艺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明显的偏失与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价值观方法论的背离，价值观上求新求异，不断否定，新口号不断提出，而在方法上却裹足不前，造成观念的激进与方法的滞后。”[1]评价虽然不完全相同，成绩与问题同在，但成就仍然令人鼓舞。 近年来文艺学发展的情况表明，在未来的几年中，常态的研究仍会深入进行。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的“20世纪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研究、“审美风尚史”研究；北师大的“中国文学思想回顾”研究、“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形态”研究、“文化诗学”研究以及应用型的理论研究；四川大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复旦大学的西方文论研究，暨南大学的“文学与宗教”研究等等。但文艺学的前沿研究又表明，下述问题很可能成为未来几年文艺学研究的“显学”。 二、全球化语境与民族性问题 全球化是90年代前沿性的理论话题，这与国际社会冷战结束，致力于合作、发展、进步的目标相关。特别在经济领域，全球化已不仅限于理论探索，而且渗透到各种具体的规则和操作中。经济活动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与其相关的理论和活动不能不给其他领域以极大的影响。90年代初，全球化理论就已经介绍到中国，但未形成显学。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也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注意。1998年，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与全球化相关的7部著作。主编俞可平在“总序”中说：“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全球化的系统研究从80年代就已经开始，90年代以来达到高潮。现在，‘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简直成了生活中最流行、最时髦的话语之一，有关全球化的各种观点也击续产生，它们试图从各种视角对全球化的概念、特征、内容、表现、后果和对策作系统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全球化理论。”[2]在他看来，“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2]全球化理论被描述得如此重要，当然也与文学理论相关。事实上，文学理论研究的转变，在职业研究者的文章中已被悄然告知。我们发现，传统的批评方法、基本概念、关键词语等，业已被渐次废除，不仅传统批评的形象、形式、风格、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史诗等概念早已被悬置，即便80年代流行于中国文坛的新批评、结构主义、文化／心理批评等，也成了明日黄花。代之而起的是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后殖民、后解构主义、差异性、颠覆等。经典文学理论家的名字也逐渐为杰姆逊、德里达、福柯、拉康、亨廷顿、福山等取代。这种转变既与本土的欲望需求相关，又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全球化想象相关。 对此，钱中文深表担忧，他认为全球化带来了现代文化和人的危机，“如政治暴力，战争灾祸对人的理想的毁灭，物质对人的挤压等，与此相应的是人的价值的瓦解、行为的失范、信仰的崩溃、同情心与道德良知的沦丧以及人性的麻木与残忍等。”[3]刘纳也指出：“全球化主要是指政治经济趋势，美学上并不存在全球化。”[3]对全球化的质疑，不仅来自本土的人文知识分子，同时也来自西方的左翼学者。有些人甚至把“全球化”直接称为是“帝国主义的变种”。特别对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全球化”所隐含的“一体化”、“同一化”性质，使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产生了巨大的焦虑。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学经验一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进行，全球化会给文学带来一系列新的可能：价值选择更加多元化，环境问题、跨国问题、文化霸权等新问题成为文学新的主题；叙述资源更加丰富有力，使作家的思考和表现更富立体感；叙事方式更加复杂多样，使重建民族国家叙事成为可能；文学传播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如网络传播，使每一个个体都能参与文学叙事，写作不再经典化等。论者陈晓明因此认为，全球化给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与丰富的资源。[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