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顾“现代性”批评话语的起源与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它大体上有过这样的自我调整过程，即从90年代初的中国后现代思想的“新知识的探寻”发展到90年代后期对于中国“现代性”过程“未完成”的确认，并在此基础上谨慎地解读其相关的特征。 “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化与大众传媒的高度发展，随着社会话语的进一步世俗化和日常生活化，‘后现代性’越来越被理论界所关注，日益成为对当代文化情势进行描述和归纳的最引人注目的代码。”（注：张颐武：《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60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在一些学者眼里，90年代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了“后现代性”的“后新时期”，作为“后现代”的我们，当然有足够的理由对于中国曾经有过的“现代性”趋向进行反思与批判，这一质疑“现代性”努力被中国的后现代思想者誉之为“新知识型的探寻”，中国的后现代性思想者们不仅依仗西方的后现代“高度”解构了“现代性”思想的残损，而且还着重批判了中国在认同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被“他者”异化以至丧失了民族身份的尴尬：“中国承认了西方描述的以等级制和线型历史为特征的世界图景，这样，西方他者的范围在中国重建中心的变革运动之中，无意识地移位为中国自己的规范，成为中国定义自身的根据。在这里，‘他性’无意识地渗入‘我性’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如下的事实：中国‘他者化’竟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变革的过程往往同时又呈现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注：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2期。） 这些中国后现代思想者的后现代立场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因为，在这些表面的“后现代”追求的内部，恰恰充满了与“后现代化”所不相容的而其实正好是他们要批判的“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却经常被等同于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并加强了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那种特有的‘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例如没有一位中国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采取边缘立场对于中国的汉族中心主义进行分析，而按照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逻辑这倒是题中应有之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中国后现代主义者利用后现代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论证的却是中国重返中心的可能性和他们所谓中华性的建立”（注：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6期。）。“有意思的是，后现代诉在‘对现代性的追问’中忘记了追究构成了现代性本质的时间神话。后现代解构了理性、主体、历史、意义等神话，却并不打算解构时间的神话”（注：旷新军：《现代文学与现代性》，2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用现代性／传统性或西方／中国这样的二元对立来言说中国历史的方式，乃典型的西方现代性话语，因而它根本无助于消解、相反却复制着它所批判的二元对立或‘现代性’。”（注：陶东风：《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的确，如果我们在根本上操纵着它的思想资源，却又竭力标明一种决绝的反叛姿态，这在本质上 就已经陷入了一处难以自拔的怪圈，其所有的“质疑”和“批判”都大可怀疑了！难道，所谓的“现代性”思维真的就这样地“铭心刻骨”么？在这种学理的迷乱背后，我更愿意相信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现实学术的“策略”。因为，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就是，从80年代中标举“启蒙”的“现代性”追求到90年代超越“启蒙”、质疑“现代性”的“后现代”思潮，这并不单纯是中国学术界沿着自己的思想路径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深入思考的结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与80～90年代之交的特殊政治性转换有着密切的关系。当80年代的现代性启蒙因为暴露了自身在政治理念上的“危险”而遭受狙击之后，它不得不进行的“自我清算”就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选择，而且还包括自己一整套的思想体系与思维方式。一时间，本来就已经习惯了以启蒙的现代性来言说问题的学人们尽皆“失语”。90年代的中国学术自然还要“发展”，自然还要在“失语”之后找到自己的语言，但此时此刻的我们已经体会到了自我约束的必要性，我们的学术话语既要反映出自己并不落后于世界（西方）潮流的“先进”性，也要在民族主义的“世界”内中规中矩，谨慎从事。这实在是一种思想方式上的矛盾与尴尬：一方面，我们实在不能抹去“落后”的我们对于“先进”的向往以及20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在西方文化的最新动向中自我定位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现实中我们又似乎有必要与当下的民族主义要求相协调，于是，双重复杂的牵引导致我们格外看重了像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理论，它们既属于“先进”的后现代思想，可以以此批判已经“落后”了的“现代性”追求，同时也充分满足了我们维护民族自尊的现实要求，在表面形式上也有助于我们对于80年代“西化”风潮的反省——至于这些后现代思想在其本来的语境中有什么真实的含义，至于我们为什么就再也不需要“现代性”了，至于我们“90年代以后”的商品化、市场化与世俗化究竟是不是中国“后现代”到来的标志，甚至“后现代”与“现代”究竟有着什么真实的区别，我们似乎都无暇辨别了！ 这就是我们的以反批判“现代性”为旗帜的后现代思想在事实上经历的尴尬，一种现实的目的与自我的实际精神冲动相互对立的困境，一种言说的思想的已经脱离了自我生存感受的危局，一种学术的观点不再服从于人类思想的普遍的逻辑运动、蜕变为单纯的“语言漂浮物”的难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