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02)05-0041-19 从表面看，当今正强劲扩张的全球化是文艺复兴以来现代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如果往深层看则是现代性主体哲学的一个必然的社会操练；再往深处追究，则就是人性本身之使然，人与生俱来地躁动着越出自我的欲望，例如求知即是这一欲望的驱动和伸张。因而可以进一步说，有无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都会有全球化，所不同的只是以什么方式表现全球化，也就是以什么方式表出我们的欲望。 根之于人性本身的全球化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宿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正像我们无法超越历史而存在，我们也必然地或早或迟地进入全球化的语境。问题仅在于我们应该如何进入全球化，从而如何修正全球化，如何使之成为我们的全球化。 中国显然是被动地、别无选择地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即全球化过程的。新时期以来我们多少表现了介入全球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为改革开放是我们自己的愿望，但根本上仍然有别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他们是全球化的推动者，而我们则是“穷则思变”、是“落后就要挨打”的刺激一反应型的附和者，至多只是积极的回应者。 当前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等等，都是表面上积极的对全球化的抵抗，实则是消极的退却，是羞羞答答的自我他者化。文艺学本土化之吁求也同样是这一性质的思想潮流。 现在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全球化，而是它一直就在我己之内。全球化可能呈现为一个单向的主体化过程，一个整合他者的过程，但要总是被演变成为主体间性的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辩证或对话的过程。全球化可能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第一推动者，但这一过程终将使一切参预者都得到改变，包括这一活动的最初发动者。 无论是全球化的发动者或被动者，既然在全球化过程中处于一种对话的关系，既然在对话中都可能更新自我，那么这首先就假定了一种原始的主体性，一种先验的认识结构，一种传统的前见。对话因而总是主体性的对话，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话。但是若是寸步不离于这一主体，则将无法构成对话，因为对话意味着彼此分享，意味着相互走向对方。从这一意义上说，对话又是“无主体”或“去主体”的对话。 “回到主体”对话，即例如强调民族性、本土性、自我性，其意义仅在于使对话在前提上成为可能，而绝不是说在对话中虽身经百战而毫发未损的自我确证。这里如果说西方的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那么在我们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里则徘徊着防御型帝国主义的阴影，即通过对前一帝国主义的回击，显扬自己坚不可摧的永恒的特殊性和地方性，而任何事物只要被永恒化，则都可能导向一种普遍性、整体性，与帝国主义精神无二。 “回到主体”无论在广义的文化建构上或是具体于文艺学都是没有多少现实感的空喊。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构成自鸦片战争以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主、科学、人道主义已经深入人心，沉淀为我们生活的基本理念和集体无意识；文学上早就由抒情诗的帝国转变为叙事文学的现代社会，诗变成为叙事的调料，建基于诗之上的中国古代文艺学无法继续阐明现代叙事的审美奥秘。“回到主体”在文艺学上就是要求我们回到古典文艺学传统，回到抒情言志的诗骚、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等。这即使在最局限的意义，即在阅读欣赏古典诗词的范围之内，都是一个空想。诗还是那些诗，读者却不再是当时的那些读者，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审美趣味的读者，正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感觉自不一样，自不可循规蹈矩于古典文艺学的指点。 尽管我们无法赞同20世纪文艺学的每一成果，但其与时俱进的外向探索性品格则是绝对值得肯定的。我现在甚至认为，早已为多数学者所不齿的苏联社会主义文论及其在中国的变种如典型理论、新人理论等等，其中尽管有着霸权和邪教的形迹，但其吸纳新理论、解释新现实、表达新思想的勇气仍具有某方面的积极价值。再例如，前辈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态度也不无可取之处，他们不是将它当作异己的理论，而是当作我己的理论，当作对我己的真实表述。于此，“国粹”派文论家（而非古典文论研究者）可谓差之远矣。 倘若真地追问起“国碎”派究竟什么是本土的文化、本土的文艺学，其内部就已经纷争不已了。自魏晋南北朝以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纯粹的中华文化；它是一种杂交的文化，佛教的输入根本地改造了土生的儒家、道家等等，更遑论边陲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一次次入侵、重塑。对话如前所说假定了一个先在的主体性，但是这一主体性回溯起来，是一个更先在的主体性通过与他者的对话而建构起来的；同样往前看，这一先在的主体性也必须经过与他者的对话而转变成为新的主体性。“回到主体”地强调自我主体是形而上学的、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中国文艺学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发展策略应当是对话性的“和而不同”。“和”意味着对他者的承认，意味着与他者的相互作用；“不同”则强调了我们作为对话一方的主体性。“不同”不停地被“和”所消解，被“和”所丰富、更新，由此或形成一个新的不同的“不同”，而这一“不同”接着又会以自己的“不同”即特殊和主体性而进入新一轮的“和”即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永无穷期。株守着“不同”，就是对“和”的拒绝，就是对他者的拒绝，而单纯地讲“和”则失去对话所必须假定的立场，尽管这立场是暂时性的，也是地域性的，需要在“和”的过程中接受修改。“和而不同”是发展的策略，更是对话的极境，畅言自我，而同时又将这自我置于可讨论的基础之上，或心潮逐浪高，或觉今是而昨非，——这是求知的快乐、履新的喜悦、蝉蜕的痛快、升华的超然，古者“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或“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盖此之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