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南北文学观”的缘起与回转

       DOI：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20.04.008

       19世纪末，日本早期中国文学史著述在丹纳(Hippolyte Taine)“环境论”的影响下，提出“南北文化观”亦即“南北文学观”。这一文学史考察框架不仅流行于彼时的日本汉学界，亦对中国的早期文学史纂产生了深刻影响。继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之后，中国学界对南北文化的研究兴趣日渐浓厚。也是在这时，所谓“南北文化观”或“南北文学观”，逐渐进入西方汉学家的视野，并或多或少地成为他们勾勒中国文学发展脉络的重要思路，如在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中国文学》(1926)专著中，这一话语模式是非常清晰的。文学史著述中的这一自西徂东、自东而西的阐释模式之传输，无疑是国际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而对熟悉斯达尔夫人(Mme de Stal)著名的“欧洲文学南北二分”①或丹纳“人种—环境—时代”的文化阐释模式的欧洲读者来说，中国语境中的“南北文学观”自然有其绝妙的魅力。

       一、环境决定论的西学东渐

       斯达尔夫人的文学观对19世纪西欧文学艺术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丹纳的“环境论”便是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多卷本《英国文学史》的“导言”中，他描述了其文学评论的基本原则，发展了实证主义文学史纲，这对后来的文学史编撰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刻影响。丹纳深受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孔德(Auguste Comte)等人的影响，其实证方法的出发点是：“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②丹纳所生活的那个年代，自然科学的进展及其方法不断渗入人文科学。人们崇尚客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景仰达尔文(Charles Darwin)，其生物进化论表现于丹纳的艺术哲学便是“环境”。丹纳把种族(race)、环境(milieu)和时代(moment)看作艺术的三种基本动因，称影响一切文化现象之决定性力量的整体为“环境”。不过，丹纳在其文化和艺术哲学中，并不只萦注“环境”，他同样看重作家的天赋和能力(facultémaitresse)。他在《英国文学史》和《艺术哲学》中探讨的是人种、环境、时代精神和个人天赋的互动。③

       丹纳学说在当时或之后的哲学、美学、文艺批评及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在19世纪，德国的舍雷尔(Wilhelm Scherer)、意大利的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和法国的朗松(Gustave Lanson)，均继承和发展了丹纳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艺术观。丹纳在同时代人那里享有极高声誉，却在后世一再被人诟病。他在世之时，无论是崇拜者还是反对者，没人怀疑他是一个伟大人物。可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丹纳的名声至少在欧洲迅速跌落，其中有很多原因。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进入20世纪这一新时代之后，实证主义认识论名声不佳。尤其是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艺术即直觉即表现”的学说，以及唯心主义文学观中强烈的反实证主义思想，往往喜于把丹纳当作攻击的靶子。⑤尽管如此，丹纳环境论的生命力并没有因此而终结，不少人依然在其著名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中寻找灵感，他的考察方法依然受到不少人模仿。以20世纪早期的德国为例，葛禄博(Wilhelm Grube)、何可思(Eduard Erkes)和卫礼贤这三位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论便是明证。⑥纵观三者论著便可轻易发现，作者无一例外地在民族、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的总体框架中考察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

       丹纳的环境决定论在西方世界从巅峰滑落之时，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还在或正在扩散，东亚的日本便是其绝佳着落地之一。早在19世纪80年代，丹纳《英国文学史》就在日本被广泛阅读并烜赫一时。⑦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所撰第一部《日本文学史》(1891)，便是以丹纳之作为样板而写成的。同样，日本人著第一部较为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又是仿此《日本文学史》的体制编撰而成的，这里说的是古城贞吉于1891年动笔、1897面世的《支那文学史》。⑧该著虽然尚未将小说和戏曲纳入考察范围，依然专注于经典传统诗文，但作者从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特征等方面分析中国文学性质及其审美品格和艺术塑造的论述模式，已颇具丹纳环境论的分析构架。当然，不管是古城之作还是彼时其他日本人撰中国文学史论，基本上均以丹纳实证主义文学艺术观为文学史知识体系的唯一标准。⑨

       二、日本的中国“南北文学观”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早在1894年2月，美术家冈仓天心以《支那之美术》为题在“东邦协会”发表讲演，总结他于1893年7月至12月间深入中国腹地进行考察的收获。他的第一大感受，便是认识到“不存在叫作支那的东西”，即无法把握所谓“支那的通性”。欧洲存在英、法、德、俄之不同国民性，中国则有东、西、南、北之不同特性，且主要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天差地远的自然环境而形成南北两种“文明”甚至两类“人种”，并因此出现了中国文学、哲学、书画的南北宗派之分。同年3月，冈仓又在美术杂志《国华》上发表《支那南北之区别》一文。冈仓的这两篇文章在甲午前后被广为转载并产生了重大影响。⑩对于中国南北文化特色的思考，中国古已有之，(11)但基本上还是分而论之。真正将二者差异作为一种对立模式，并在新引入的西方环境论框架中系统阐释中国文化现象，或许当数冈仓天心为着人先鞭者。不仅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论受此影响，还有彼时日本的一系列相关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