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意境”新义源出西学“格义”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姜荣刚(1976-),男,河南省商城县人,文学博士,许昌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近代文学转型研究,河南 许昌 461000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王国维“意境”新义的理论来源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重要问题。以往的研究由于无法明晰作为中国传统固有诗学名词的“意境”如何与西学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因而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通过对晚清文献使用“意境”一词的考察,可见出“意境”在晚清还存在另外一种使用形态——对西学的“格义”。这种“格义”使“意境”与西学发生了意义上的互渗,从而成为“意境”意义古今转换的原动力。王国维创造性地将这种经过意义转换后的“意境”运用到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去,使“意境”的新义得以确立。王国维这一批评实践虽然使“意境”重生于现代文论话语之中,但也因此给后人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1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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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7-0107-09

      王国维“意境”新义的理论来源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重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王氏的“意境”说也就难得确解。以往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通过“意境”的传统习惯用法来研讨王氏采用它的取意,二是通过王氏的美学接受探寻其“意境”理论蕴涵的西学因子。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这两种研究路径均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就前者而言,相关的论著虽然十分丰富,但却无法证实“意境”的传统习惯用法与王氏的使用存在什么直接而必然的联系,一些学者甚至据此得出了相反的观点,如王文生就曾指出源出佛家的“境界”与王氏的“境界”没有必然的联系①;蒋寅则更进一步,认为清代以来诗论家对“意境”的使用与王氏不存在什么相通之处,王氏的“意境”根本“不是中国文论自身生长出的东西”。②对于后者来说,曾经几成定论的叔本华影响说,近些年来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陈鸿祥、罗钢都曾撰文指出叔本华美学解释不了王氏“意境”说的理论问题。③肖鹰则在他们的基础上完全否定了叔本华影响说,他认为以叔本华哲学为“本”来诠释王国维“境界”说是一个根本误解,王氏“境界”说的“核心是以席勒提出的人本主义理想为核心的诗歌理想,而《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是‘境界’说的基本思想资源”④。席勒影响说虽然弥补了叔本华影响说的不足,但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是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之上的,这与王氏因主体观照客体方式之不同而产生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很难说存在完全对等或者说直接的承继关系。

      平心而论,以上两种研究路径对认识王氏“意境”新义的理论来源均颇有助益,但它们的缺陷都在于无法解决王氏“意境”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它既然是中西诗学的合璧,那么作为中国传统固有诗学名词的“意境”如何与西学发生了直接的联系?此一环节得不到合理解释,任何结论都只能说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自然也就难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王氏提出“意境”理论既不是孤芳自赏,他对“意境”的独特阐释与使用必有为时人可以理解之基础,至少应该语有所本,否则便是犯了学术著述的大忌。因此,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意境”在晚清的意义嬗变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事实上,在对晚清文献使用“意境”一词的考察中,笔者发现作为中国传统固有诗学名词的“意境”与西学的结合并非王氏的首创,而是源于晚清盛行一时的西学“格义”。这种“格义”才是“意境”意义古今转换的原动力,王氏只不过是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中国文学的批判实践中去罢了。本文即是通过这一“格义”过程的考察,揭示王氏“意境”新义产生之渊源,以期为解决王氏“意境”说的理论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汤用彤说:“大凡世界各民族之思想,各自辟途径。名辞多独有含义,往往为他族人民所不易了解。而此族文化输入彼邦,最初均抵牾不相入。及交通稍久,了解渐深,于是恍然于二族思想固有相同处,因乃以本国之义理,拟配外来思想。此晋初所以有格义方法之兴起也。”⑤“格义”一词语出梁慧皎《高僧传·竺法雅传》:“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⑥据汤用彤的解说,“格”有“‘比配’的或‘度量’的意思,‘义’的含义是‘名称’、‘项目’或‘概念’;‘格义’则是比配观念(或项目)的一种方法或方案,或者是[不同]观念[之间]的对等”。具体而言,就是“用原本中国的观念对比[外来]佛教的观念、让弟子们以熟习的中国[固有的]概念去达到充分理解[外来]印度的学说[的一种方法]”⑦。可见,“格义”作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种方法,具有特定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作用意义。

      清末西学东渐与汉晋以来佛教的传入有相似之处,所以“格义”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当时学界的普遍现象。今人尹炎武在总结刘师培的学术时说他“生平手不释卷,而无书不览。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咸有造述。其为学报,好以古书证新义,如六朝人所谓格义之流,内典与六艺九流相配拟也”⑧。“以古书证新义”非独刘师培而然,其时学界稍知西学者几无不如此。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早期的西学翻译中,被梁启超称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⑨的严复,其译作中以中土义理拟配外来观念者比比皆是,“意境”即其中之一。

      据笔者所见资料,严复以“意境”拟配外来观念最早见于《天演论》(1898年)下卷第九篇《真幻》的案语中:

      今者吾生百观,随在皆妄,古训成说,弥多失真,虽证据纷纶,滋偏蔽耳。借思求理,而诐谬之累,即起于思,即识寻真,而逃罔之端,乃由于识。事迹固显然也,而观相乃互乖,耳目固最切也,而所告或非实。梦,妄也,方其未觉,即同真觉;真矣,安知非梦妄名觉。举毕生所涉之涂,一若有大魅焉,常以荧惑人为快者?然则吾生之中,果何事焉,必无可疑,而可据为实乎?原始要终,是实非幻者,惟意而已。何言乎惟意为实乎?盖意有是非而无真妄,疑意为妄者,疑复是意,若曰无意,则亦无疑,故曰惟意无幻。无幻故常住,吾生终始,一意境耳,集意成我,意自在,故我自在,非我可妄,我不可妄,此所谓真我者也。特嘉尔之说如此。后二百余年,赫胥黎讲其义曰:世间两物曰我非我,非我名物,我者此心,心物之接,由官觉相,而所觉相,是意非物。意物之际,常隔一尘,物因意果,不得径同,故此一生,纯为意境。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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