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个世纪之交（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折，这种“大河改道”式的转折，决定了中国20世纪文论的基本样态与格局，这种状态几乎持续了近百年。然而，在这一个世纪之交（20世纪至21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似乎又在开启着另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甚至已经初露端倪，它将何去何从，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文拟通过这两次转折的对比，从历史经验与教训中来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的转折与建构。 一 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之下，开始了“大河改道”式的巨大转折。这次转折的基本特征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别求新声于异邦”，是真心虔诚地向西方学习，是“拿来主义”。 于是乎，西方的文学理论开始被大规模引进，在短短一二十年间，中国文学理论几乎是“换了一个人间”。传统中国文论从主流位置退却下来，西方文论大行其道。由于这一次“拿来”是整个文论话语、知识谱系的整体切换，“拿来主义”本来的好意因而走了样，拿来的东西淹没了自己，结果“拿来主义”变了味，基本上蜕变为“取代主义”或“套用主义”。在西方文论的巨大冲击下，中国文学理论完成了世纪之交的巨大转折，走向了“以西代中”，即以西方文论取代中国固有传统文论的百年历程。 本来，这一转折之初有着多种可能和选择，至少有两种较为明显的走向：其一是以西方文论来充实中国传统文论，使之在融会中西的过程中实现现代转型和产生质的飞跃，在这一历史的“通变”中迈上一个新台阶；其二是以西方文论来取代中国传统文论，全盘西方化，用西方“科学”而“系统”的文学理论，来重新阐释中国文学，并指导现实创作，使中国文学理论在西化过程中实现现代转化。 这两种走向，在世纪之交的大转折之时都是存在着的。在一些著名学者和文化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青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运用传统的话语言说方式，论述了西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及其精神。该文以“神思”论文学，以文言作表述。这是一篇典型的以中国话语方式来言说西方文艺精神的论文，成为鲁迅文艺论著的代表之作。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运用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的言说方式，融入了西方文论概念，如“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宏壮”、“优美”等美学范畴。这种以中国文论话语言说方式写就的《人间词话》，获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功。薄薄一本《人间词话》，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理论的典范之著，在20世纪海内外学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种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方式融会西方文论的学术路径，即便在西方文论全面登陆中国之后，也仍然有着极少数的成功个案，顽强地生存着。在著名学人中，除鲁迅、王国维外，尚有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等人也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采用了中国文论话语的言说方式。尤其是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更是以传统话语方式谈艺说文。《谈艺录》连书名都与明人徐祯卿的《谈艺录》相同，完全是传统诗话词话的言说方式。《管锥编》则是用中国传统注疏、传、笺的言说方式，甚至坚持用文言文表述，融古今中外的大量材料为一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这种坚持中国传统话语的学术论著，在20世纪浩如烟海的中国文论及学术著作中，不过是凤毛麟角，几乎成了特例。大量的文论及学术论著，并不是王国维、钱钟书式的“以中融西”，而是“以西释中”，甚至“以西代中”。这种情况甚至同时出现在王国维、朱光潜等著名学者身上。这种现象是意味深长的。 王国维既是“以中融西”的典范（如他的《人间词话》），又是“以西释中”的始作俑者。其突出表现是其代表论著《红楼梦评论》。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为什么说《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呢？王国维以西方悲剧观来衡量中国文学，得出了《红楼梦》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结论。他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者，难矣。”（注：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52、753页。）而《红楼梦》之所以是悲剧，正因为它与中国人之精神恰恰相反：“《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注：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52、753页。）在这里，王国维犯了一个极大的逻辑错误：生长在中国文化精神土壤中的《红楼梦》，怎么可能“大背于吾国之精神”？难道《红楼梦》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者是天外的“飞来峰”？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极为博学睿智的王国维，为什么会有此重大失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以西方悲剧理论硬套中国文学，而没有恰当地顾及中国文学独特的异质性。而这一点，正是中国文学理论“失语”之滥觞。 紧接其后，朱光潜也陷入了这个泥潭。与王国维一样，朱光潜曾写出过中西融会之著《诗论》，对中国文论多有贡献。但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却走向了“以西释中”，甚至滑向了以西方理论曲解中国文学之途。在《悲剧心理学》中，朱光潜指出，中国根本就没有悲剧，“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仅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有500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上悲剧”（注：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18,215、216页。）。朱光潜之所以断然否定中国悲剧，显然是“以西套中”的结果。同样博学睿智的朱光潜，也避不开这个时代的症候。朱光潜还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悲剧，是因为中国没有哲学，不思考人类终极问题。他认为，中国人“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辨，也不想去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对他们来说，哲学就是伦理学，也仅仅是伦理学”（注：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18,215、216页。）。“中国人实在不怎么多探究命运，也不觉得这当中有什么违反自然或者值得怀疑的。”（注：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18,215、216页。）按照朱光潜的看法，屈原的《天问》又作何解释，先秦诸子、魏晋玄学、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都不是哲学了？朱光潜这些偏颇的见解，显然与他的“以西释中”乃至“以西套中”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