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0]08-0036-14 就像在一般人文领域中那样，多样性在数字人文中指的是包容不同的文化、身份、民族，不管是将其作为研究的对象，还是指研究群体本身。尤其要重视那些缺少代表的种族、性别、国家、语言、能力和社会经济阶层。和一般人文领域不同的是，数字人文的多样性还包括对各种技术方法的包容——例如，编码和转译、规划大量样品的陈列和制作一次性的展览、文本的数码转换和文本分析、研究和教学。不过，从根本上说，方法的包容也是社会文化的包容，因为它的目标是尊重全世界的各类数字人文实践。② 数字人文领域最包罗万象的比喻是“大帐篷”(big tent)。这一概念隐含上述所有意义上的包容性，是数字人文多样性平台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一种极富野心的模因(meme)。这一复制传递方式源于数字人文联合机构(ADHO)于2011年召开的年会。③那次会议强调的是方法多样性。会议组织者马修·乔克斯(Matthew Jockers)和格伦·沃特希(Glen Worthey)解释说： 我们为数字人文2011年会选择的主题是“大帐篷数字人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表达我们想要包容不同形式的数字人文的愿望。眼下，在斯坦福，我们就被各种不同的数字人文实践所环绕。与此同时，数字人文在世界范围内都激发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在过去几年中，有关这一学科的意义和局限性备受争议。在我们看来，“大帐篷”是回应这些争论的恰切比喻。虽然数字人文2011年会属于每一位参与者，但是，通过选择这一主题，我们想要公开宣布我们的观点：斯坦福大学相信并希望推动的数字人文是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生机勃勃、千花齐放的数字人文。④ 2012年在汉堡举行的ADHO会议则突出了多样性的社会文化方面。会议的主题是“数字多样化：文化、语言和方法”，而组织者特别强调了其中的多文化主义和多语言主义。⑤ 随后，数字人文蓬勃发展，即使不是伴随着乔克斯、沃特希呼吁的“千花”，至少是伴随着对“大帐篷”这一比喻的复制和传递。在数字人文领域，“大帐篷”被以各种基调反复提及，有些是赞扬，有些是谨慎，有些讨论它的资格，有些则表达了批评或讽刺。根据2018年现代语文学会(MLA)年会上同名小组所做的项目介绍，数字人文“具有扩张性和移动力，然而又缺乏稳定性。就多样性和可接触性而言，它是一顶还不够大的帐篷”⑥。 很显然，“大帐篷”这一形象来自历史上群众经验的展示，比如19世纪的宗教营会和马戏团的帐篷表演。⑦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两项，向我们展示了早期由帐篷构建的建筑、制度和奇观，以及其背后有关多样性“装置”——这里，我们借用了米歇尔·福柯的术语的散漫习俗和信仰体系。在福柯的定义中，“装置”本身就具有多样化的形式，是一种“变化的多样体”(metavariety)： 一个彻底混杂的集合体，包含了话语、制度、建筑形式、管理决策、法律、行政措施、科学陈述以及哲学、道德和慈善命题。简而言之，已经被表述的和没有被表述的内容同样丰富。这些就是“装置”的要素。“装置”本身就是由这些要素构成的关系网络。⑧ 尤其是，宗教营会和马戏团在建筑和制度方面那既开放又封闭的散漫结构是大规模多元“装置”在前现代时期的雏形。它们在幕后引导了一场漫长的、逐渐走向现代化的融合。这一融合同时具有宗教性和世俗性、民主性和法西斯主义，连接了古老的、基于亲缘关系而产生的民族感和逐步发展的社会、性别、种族、阶级和政治地理意识。在马戏团的例子中，这种意识尤其具有特殊性，因为它构建了物种、国家和世界的多样性。与美国“第二次大觉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有关的露营集会和帐篷复兴反映了这种融合。不同形式的露营集会和帐篷复兴吸引了黑人、妇女、区域性边缘人口的大规模参与，造成了深远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马戏团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同样的融合。例如，最大规模的马戏团帐篷演出使我们得以见证一种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跨越物种、种族和民族，具有全球性的异国情调。正如19世纪晚期巴纳姆贝利马戏团的一张将世界各地的人种、国家与各种动物并置描绘的海报所宣传的那样，马戏团“让我们得以一窥伟大的种族融合”并亲临“神奇动物的园地”。⑨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更早或更晚的装置加入正在逐步现代化的、既开放又封闭、既包容又排他的大规模多样性展示中去，就像巴黎战神广场(Champs de Mars)的例子所见证的那样。这座广场在1790年的改造中广为人知地召集了各个阶层的巴黎人。⑩位于德国纽伦堡、四周环绕着探照灯的纳粹党代会集会广场(Zepplin field)展示了纳粹党基层在地区、年龄、性别方面的多样性。还有眼下“开放源代码”的概念性结构(埃里克·S·雷蒙德曾令人难忘地指出，这种结构不是“教堂式”的，而是“集市型”的(11))都是如此。在这些例子中，即使是看起来最开放的现代大众共同体之典范，在某些对开放性持不同观点的人看来仍像是封闭的警察国家。例如，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就曾声称，和自由软件运动(free-softward movement)相比，开放源代码的软件就是封闭的。(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