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或现在：作为终末的时间

       一、后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吗?

       人们通常将“后现代”作为一个时间或时代概念来理解：顾名思义，后现代就是现代之后的时代，而与此相应的“后现代主义”则是对后现代的社会和生活形态的一种反映，正如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生活的反映一样；尽管对这个后现代社会，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称呼，如后工业社会(贝尔)、信息社会(梅棹忠夫)、景观社会(德波)、晚期资本主义(詹姆逊)等等，但这个新社会的时期和特征总是可以确定的。不论如何，后现代接续着前现代(古典)和现代而来，作为现代的接替者，它标志着与现代不同的另一历史时期。就此而言，“后现代的‘后’意味着纯粹的接替，意味着连串历时性的阶段，每个阶段都可以清楚地确定。‘后’字意味着一种类似转换的东西，从以前的方向转到一个新方向”(利奥塔，《后现代性》143)。

       然而，正如利奥塔所说，这种直线性年代排列的观念本身是完全现代的。因为历史的分期是一种现代所特有的强迫症，一旦把后现代作为一个明确的时间概念(时段、时期或时代)来理解，它从根本上讲就是受制于现代概念的，而这将使我们错失关于“后现代”的更重要的内涵。正因如此，利奥塔说：“无论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都不能等同和界定为界线明确的历史实体，其中后者总是在前者之后到来。相反，应该说后现代已经隐含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时间性，自身就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之状态的冲动。现代性不但以这种方式超越自身，而且把自己变成一种最终的稳定性。[……]现代性从其构成上就是不断地受孕于(est grosse de/充实着)它的后现代性的。”(Lyotard，L'Inhumain 34)

       这一新的表述看起来打断了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时间顺序，它特别强调了后现代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后现代不再是一个明确的历史-时间阶段，它可能与现代同时(“后现代已经隐含在现代里”)，也可能领先于现代(“现代性从其构成上就是不断地受孕于它的后现代性的”)；相比于现代，它似乎处于一个更优先的地位，现代依赖于后现代，或者说，现代与后现代共属一体。但即使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种“现代”所固有的支配性特征，因为后现代依然没有其独立的位置。实际上，说“后现代已经隐含在现代里”，这仍然是一种基于现代的视野所作的理解，因为现代之为现代，就在于它是通过对未来的预先筹划而展开的。这种对于未来的预先筹划，一方面与前现代或古典的时间程式相断裂(因为古典的时间是以过去为优先地位的)，从而使现代的创新得以可能；另一方面，它也预先将未来置于一种确定的状态，现代由此就体现为对这一在筹划中被先行把握的将来的实现和展开。在这种情况下，现在从属于将来，而将来又是完全先定的，现时本身就不再向一个不确定的和偶然的“以后”开放。现代的商业“交易”正是以这种现代的时间程式为前提的：“在交易的情形中，第二阶段即付款的发生不是在交易的第一阶段发生时被预期的，而是被预定为第一阶段的条件。这样，现在就是由未来决定的。交易要求未来好像是现在。”(Lyotard，L'Inhumain 77)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时间由将来涌现回流的意思。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的时间程式。在这一时间程式下，后现代就相当于现代的未来。因此，当利奥塔说“现代性从其构成上就是不断地受孕于后现代性”时，他一方面指出，后现代是使现代之现代性得以可能的逻辑或时间前提(在现代之“前”)，另一方面却又表明，后现代是现代的筹划所要趋向的目标，甚至是终极目标(在现代之“后”)，它是对现代性的实现，使现代性达到一种“最终的稳定性”。

       然而，问题是：在现在中作为筹划的目标被预先把握的当下化的未来不等于真正的未来，正如在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中被内化的死亡不等于真实的死亡。真实的死亡不可把握，但它始终作为一种绝对的可能性悬临于个体之上，并在最出人意料之际突然地、冷漠地降临，同样，作为真正“未”来(-venir)的后现代也有其超越现代性之筹划和把握的一面，它以一种死亡幽灵的形式缠绕着现代，并突然打破并中断现代的时间程式，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一下子使存在者整体失去其意义的畏之情绪，如同纽曼画中闪现的天使之光，或如同骤然临现于历史之中的弥赛亚。或许正是有见于“后现代”这一概念的内在歧义，利奥塔认为，用“重写现代性”这个说法要比“后现代”“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之类的说法更可取，尽管他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过“后现代”这一概念。

       二、两种后现代，两种现在

       由此我们就有了关于后现代的两种不同的理解，而且这两种理解都是内在于利奥塔的文本之中的。第一种是作为现代性之完成状态的后现代。由于现代性“受孕于”(est grosse de)它所内含的后现代性，现代不断地“超越自身”以“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之状态”的运动就体现为一个不断地“充实”(est grosse de)其后现代性的进程，这一进程的最终结果则是现代完全被其“后现代性”所充实并取代。原本作为未来被筹划的“后现代”也就成了现实的当下，现代向着其未来运动的矢量遂就此耗尽，这正是科耶夫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未来已来，现在本身成了一种不断持续着的、永恒化的当下在场状态。由此，后现代就是现代性的一种充实、圆满状态。

       但当利奥塔提出“重写现代性”这一说法时，他暗示了另一种后现代的可能性。在此，“重写现代性”一语的重心应该落在“重写”一词上。因为，如果以现代性为重心，那么，这种重写就只不过是让时钟再次从零开始，把过去一笔勾销，而这一举措本身只是重新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或重新进行新的历史分期。在此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马克思和尼采。如利奥塔所说，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隐藏的运作机制，并批判了产生现代性之不幸的根源：对劳动者的剥削；他以为通过这种揭露就能让之后的人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但实际上，后来的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开启的十月革命及其他后续的革命却只不过是再次打开同一伤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在努力消除异化，但人的异化只是以略有变化的形式被重复了。”(Lyotard，L'Inhumain 37)同样，尼采思想的中心主题是不存在什么根据、基础或初始原则的，但他最终又屈服于一种终极性的权力意志的诱惑，重陷形而上学的窠臼。在利奥塔看来，这两种重写都不过是古典式的命运观念的现代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