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11-0121-05 一 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在文学艺术方面形成了很多决议，例如20世纪20年代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俄共中央的信》、《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俄共（布）中央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的决议》，20世纪30年代有《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联共（布）中央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决议》等。后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联共（布）中央又针对具体的文艺问题，先后出台了很多文学决议。但对中国50年代文学批评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苏联40年代末期的文学决议。 二次大战结束后，苏联进入了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全体人民为实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新的五年计划（1946-1950年）而奋斗。而从1946年至1949年，联共（布）中央就文学、音乐、电影和戏剧的现状及其发展作出了一系列的决议，这些决议先后有：《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的决议》、《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的决议》、《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决议》、《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的决议》、《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的决议》、《关于〈鳄鱼〉杂志——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一日的决议》、《关于〈旗〉杂志——联共（布）中央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的决议》等，此外，联共（布）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还就其中的某些决定作了专门的讲话或报告，如《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会议上的开幕词》、《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会议上的发言》等。 苏联的这些文学决议，特别是“二战”后发布的文学决议，迅速地引起了中国文艺界的注意，这方面的材料被大量译介过来。1947年至1949年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不计报刊上发表的，单单时代出版社和解放区的各出版机构出版的收集了上述材料的译著就有十多种。比较重要的有：《战后苏联文学之路》、《联共（布）党的文艺政策》、《苏联文艺方向的新问题》、《苏联文艺问题》、《论苏联文艺与哲学的方向》、《苏联文艺政策选》、《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大胆公开的批评》、《论苏联文学的高度思想原则》、《论文学批评的任务》、《提高苏维埃文学底思想性》等①。建国后，这些书籍大都又重新出版，1951年文艺界进行整风学习时还将其中的主要决议和报告列为基本学习文件。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3年又出版了《苏联文学艺术问题》，该书分三编，分别收录了苏联二、三十年代、40年代以及50年代党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决议和相关领导人的讲话及文艺政策，其中包括联共（布）中央关于文学艺术的六个决议、《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的决议、马林科夫在联共（布）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以及日丹诺夫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1946年至1948年关于文学艺术的三次报告和演说。1959年《苏联文学艺术问题》重版。苏联的文学决议在中国传播很广，可以说是为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所熟知。 二 苏联的文学决议对中国影响之深的佐证之一，便是中国的许多文艺政策和文学批评都是对苏联的仿效。例如，1949年4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做出的《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就是苏联文学决议在中国的翻版。苏联文学决议对中国50年代文学批评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学批评话语的政治化。 苏联文学决议在评判文学问题时，惯用政治话语来代替文学的审美分析，从政治的角度来对文学作品进行价值评价。例如，《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就曾批评左琴科在二战时期“不但毫未帮助苏联人民进行反抗德国侵略者的斗争，反而写了像《日出之前》这样令人作呕的东西。对这篇东西的评价，正如对左琴科全部文学‘创作’的评价一样，已在《布尔什维克》杂志里刊登过了”②。决议用政治的标准，对左琴科的《日出之前》评价非常之低。但事实上，《日出之前》是一种体裁新颖的科学小说。作家在作品中回忆了自己一百多件往事，也记述了其他人间俊杰与平民百姓的一些事迹。左琴科说，《日出之前》这部书，“是以医学和哲学的形式写我个人的生活”，这是“一部科研作品，科学著作，诚然，是用浅显的，有些非论证性的语言叙述的”。左琴科自幼孤僻内向，从青春期起精神抑郁症便一直困扰着他。他到处求医吃药都无济于事，博览群书查找病因时，他发现曾经与他同病相怜者还大有人在，如肖邦、果戈理、福楼拜、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等等，于是他决心找出这种病因，给人们一把“幸福的钥匙”。《日出之前》之所以遭到批判，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人认为，没有读懂则是重大而直接的原因。有学者分析：“斯大林是位颇有文学造诣的领袖人物，他对《日出之前》不能容忍的态度，首先是因为对科研小说这种体裁不理解，对这种文学史上不曾有过的文学样式不习惯，不宽容。”③现在看来，对于艺术中的探索，即使是不成熟的或失败的探索，也不应提到政治问题上来，但是决议对日尔蒙斯基、艾亨包姆、托马舍夫斯基等一批苏联学者及其著作，斥之为反人民的形式主义、现代颓废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残余和反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认为他们“一直站在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的立场上”，接受19世纪俄国维谢洛夫斯基的资产阶级文艺学的“指导”④。这些都是苏联文学决议中文学批评政治化的典型案例，但它们都直接影响了中国50年代文学批评的话语方式。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有人强调文艺工作者为党的政策服务的重要性，后来，周扬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文艺工作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上边的帮助，缺乏政治上的帮助，他们最需要政治方面的帮助，就是如何使他们注意政策问题，注意人民生活中哪些是正当的问题，哪些是不正当的问题，领导他们对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问题发生兴趣，帮助他们去表现。”⑤这一提法与日丹诺夫的提法是非常接近的。中国文艺界1951年底开始的整风学习，应该说是延安文艺整风的延续，广泛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普遍表现为或对权力话语的迎合，或因对权力话语的缄默而放逐批评。在此情景下，“文艺界领导人照搬苏联文艺界的口号，移植苏联文艺界的概念；其他人是发挥领导人的提法，演绎领导人的观念”⑥。例如邵荃麟在《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