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1996年的春季。按照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的说法，30年前的此时，中国“看起来是一个稳定的、有秩序的、团结的国家”；“但仅仅几个月时间，这种和平统一的景象就破碎了。在外国人和大多数中国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轮排炮就已经打响”。一直要到十多年后，这场以“革命”名义出现的灾难才被宣布“结束”。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现在，也已20年过去了。然而，人们对它的反思，清算，研究，应该说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存在着这样一些现象：“文革”中出现的某些真正应予清除、否弃的东西，在今天却仍被宽宥、称颂，而“文革”中出现的某种真正值得肯定、继承的东西，在今天却也被厌薄和冷落。更有甚者，在一些人那里，“文革”成了一顶帽子，一根棍子，一面盾牌，他们充分利用着人们对“文革”的憎恶来为自己辩护…… 在《错开的药方》（见《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这篇文章里，我指出，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对“文革”的反思经历了两个阶段。从七十年代最后几年到八十年代最初几年，对“文革”的反思，主要是在社会／政治层面进行的，即人们主要关心的是怎样从制度上、从政治体制上预防和杜绝“文革”式悲剧的重演。而在八十年代中期，人们对“文革”的反思进了一步，深入到了历史／文化的层面，即从传统文化中探寻导致“文革”式悲剧发生的根源，因而，怎样对待传统文化，便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这两个阶段的反思，不管深度如何，成就怎样，其基本路向无疑是正确的。 在八十年代最后的几年和九十年代最初的一两年间，反思“文革”的声音其实基本上沉寂了。而在最近几年，这种声音又高昂起来。而这次的所谓“反思”，则是在理想／激情的层面进行的。在“文革”中，中国大地上激荡着一股迷狂般的理想与激情，这在“红卫兵”一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典型。对“文革”中迸发的这种理想与激情，做出冷峻的反省，挖掘出其迷狂的根源，无疑是有必要的。然而，因此而否定任何形式的理想与激情，并推崇一种犬儒精神，则只能将对“文革”的反思引入一条歧途。在今天热衷于从理想／激情的角度对“文革”进行“反思”的人看来，“文革”中最有害最可怕最应该在今天清除的，便是那种理想与激情，但他们似乎忘了，“文革”中最有益最可贵最应该在今天保留、继承、发扬的，也是一种形式的理想与激情，这种形式的理想与激情，在遇罗克、张志新和顾准等人身上有着光彩照人的体现。 “文革”是一场惨酷的灾难。在这场灾难中，文化和人性方面的卑劣、肮脏、邪恶得以充分暴露，然而，另一方面，文化和人性中真正高尚、清洁、正义的一面也在一些人身上得以超常地彰显。我们过去谈到反思“文革”时，总把这仅仅理解成对“文革”发生根源的挖掘和对“文革”中卑劣、肮脏、邪恶的东西的审视，这当然自有其道理。但我以为，对“文革”的反思，如果仅限于防止什么，根除什么，那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包括对“文革”中出现的种种闪光的东西、宝贵的东西的辨别、分析、保留、发扬。如果说，“文革”中，在“红卫兵”一类人身上，表现出一种应予否定的理想与激情、神圣与崇高，那么，在遇罗克、张志新、顾准等人身上表现出的理想与激情、神圣与崇高，则是值得珍惜、肯定的。没有理想与激情，没有神圣与崇高，不可能想象遇罗克、张志新会在举国一片狂热中，不惜身家性命地坚持发出一种清醒的声音。没有理想与激情，没有神圣与崇高，顾准也不可能在如此艰难的境遇中，为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进行那样卓越的探索、思考。关于顾准，在这里应该多说几句。顾准的思想，顾准对一些问题的具体看法，固然在今天即便在学理的意义上也仍然不乏光彩，但顾准在今天的价值，更主要体现在其精神、人格上。这方面的价值，才真正是不朽的。茨威格在其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写到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时说：“在那人类的疯狂年代，他处处为伸张正义和人性作出表率……我在一个活着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那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道德的英雄主义。”当无数人受一种迷狂般的理想与激情驱使，被一种邪恶和不义的“神圣”与“崇高”支配时，罗曼·罗兰毅然站出来，发出一种清醒的声音，而这种行为，则分明表现了另一种形式的理想与激情，表现了一种极为可贵的神圣与崇高。因此，茨威格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染上了狂犬病的欧洲正是由于他才保存了自己的道义和良知”。而我们也完全应该说，“文革”期间，“染上了狂犬病”的中国，正是由于有了几个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这样的人，“才保存了自己的道义和良知”。而今天，当一些人在理想和激情的层面上对“文革”进行反思，从神圣与崇高的角度对“文革”进行清算的结果，是有意无意地讥嘲一切理想与激情，诋排一切神圣与崇高。这样，他们便不但拒斥了“红卫兵”一类人身上表现出的迷狂和野蛮，也否弃了“文革”中由于遇罗克、张志新、顾准等人才保存了的道义和良知。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对“文革”的反思，从社会／政治层面深入到历史／文化层面，有着逻辑的合理性，这样一种深入的过程带有自发的性质，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然而，最近几年在理想／激情的层面上，从神圣／崇高的角度对“文革”的“反思”，却很难说是八十年代中期在历史／文化层面上对“文革”反思的逻辑上的继续。实际上，在中断了好几年以后，人们又热衷于谈论起“文革”，并不是在沿着历史／文化的路向再深入了一层，而是另辟了一条路径。而之所以会如此，则是由于现实中一种声音的刺激。在最近几年，有一种对文化现状，对当今的精神气候的较为强烈的不满和较为尖锐的批评、讨厌、憎恶这种声音的人，声称从其中“嗅”出了“文革”气息，感受到了“红卫兵精神”，于是，他们便在理想与激情、神圣与崇高的意义上大谈特谈“文革”和“红卫兵”了。这样做，目的其实并不在于对“文革”本身进行反思，而只是要把今天令他们讨厌和憎恶的声音与“文革”挂上钩，意在把“红卫兵精神”、“红卫兵文风”变成一根棍子，一顶帽子。你要仍然强调理想，呼唤崇高，捍卫神圣么，便难免遭受“红卫兵精神”这根大棒的打击；你要对当下的某种社会文化现象作出稍稍直率尖锐一点的批评么，便难免被戴上“红卫兵文风”这顶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