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9）04－0048－06 十几年前学术界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后，学者们很快把眼光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当代命运，希图对这份仅属于本民族的思想文化遗产进行重新编程，升级为现代版本：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题由此应运而生并成为热门话题。但十余年过去，未见有以古代文论为理论话语基质的文学理论成型，也未见有以诸如载道、言志、风骨、神韵、妙悟、格调一类术语组合而成的概念系统进行有效的文学批评。倒是在“现代转换”这一口号下学人们持续地发表着各种关于当转换或不当转换、可转换或不可转换的高见。主张“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者情真意切、迫不及待，反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者则愤世嫉俗、谨守国粹。如此生动的学术文化景观，令人从中品味出五四至今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的一场历史大戏——现代性焦虑。 一、本土文化身份的失落与寻觅 作为后发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中国现代文明史就是一部追随并摹仿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而且这部历史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现代性焦虑”。现代性焦虑最早表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口号。“体”、“用”二分实际上意味着“真理”与“方法”的分裂，这种既要维护本土核心价值观又要运用外来文明的技艺制造财富的心态，导致洋务运动时代的知识分子惶恐不安地游走于忠孝节义和坚船利炮之间。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深陷这种现代性焦虑之中，他们大胆地引进西方技术，同时也坚定地维护古老帝国的核心价值观。他们无法理解现代性在科学技术和宪政民主两大领域里的胜利实际上是同一个方案的两个结果而已，所以他们的内心肯定充满改良的激情和对结果的惶恐，只能谨慎地去缝补儒家伦理与工业技术之间的裂隙。19世纪晚期以来，洋务运动时代知识分子的这种现代性焦虑在中国知识界的现代性进程中持续地存在着。 怎样在保持文化身份的民族同一性的基础上实现富国强兵之梦，这是洋务运动提出的一个尖锐的问题，也是一百多年来一直困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难题，进而更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现代性焦虑的根源。从洋务运动与立宪派的分歧到“全盘西化”与现代新儒家的分歧，延续至今日知识界关于普世性价值的讨论，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一直浸泡在这种现代性的焦虑之中。当我们竭力追逐西方现代性的技术成就时，我们害怕它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当我们精心维护本土文明的核心价值时，我们又害怕它变成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障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崛起遭遇西方霸权的全球化浪潮，我们重建民族文化身份同一性的诉求遭遇西化的理论话语统治，这种现代性的焦虑越发剧烈了，因为引发焦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曾自信地写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1]209不过洋务运动之后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像张之洞想象的那样能够二者兼顾，相反却滋生出一种两难的焦虑。直到现在，新自由主义和新传统主义在“普世价值”等问题上的针锋相对，仍然有当年的影子。当代知识界固然不会再为是否引进工业技术而焦虑了，但是面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现代性工程时，我们所遭遇的价值观层面的两难处境更加难解：一边是“先验理性”、“自由意志”、“普世价值”等等，一边是“精神家园”、“民族传统”、“文化身份”等等，当代中国思想界每天都在左顾右盼地找寻兼容两端的新理论，但谁也没有了张之洞处理“体”、“用”二元关系时的那份自信。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及其前奏“中国文论失语症”，都是由于现代性焦虑而生出来的某种自我塑型的诉求。其外表形态是学术话语，而其内在动机则是文化身份失落后的寻觅。 曹顺庆先生将“中国文论失语症”视作一种“文化病态”[2]。提出“失语症”问题十年后，他在解释“失语症”的病因时指出，“中国文论失语症”的病因在于把中国文化同现代化对立起来，进行文化上的“自我否定、自我矮化、自我丑化”[3]。真正令曹顺庆忧虑的是中国现代教育对传统文化的忽视，而他寄希望于救治“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办法也是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由此可见，“失语症”提出者们想说出的不是学术上的发现，而是文化上的焦虑。所以学术界有人认为“失语症”的提出是后殖民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结果[4]。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现代性霸权面前自感被“他者化”的学人们当然会对话语权问题倍加敏感。 继“失语症”问题之后出现的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则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峙的态势。主张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和反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人都认可一个现象，即西方文论及其摹仿者占据中国文学批评舞台的情况是不正常的。这一点正好反映出两大阵营的学者都未跳出现代性焦虑的宿命，只是各自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有所不同而已。第一种方案是要正面对抗西方现代性的霸权，方案制订者们意欲通过改装自己手中的武器占据与西方理论平等交往的地位；第二种方案是彻底拒绝西方现代性的诱惑，方案制订者们希望通过维护文化身份的纯洁性达到话语权的自我确证。其实这两种策略在中国的现代性焦虑诞生以来一直都存在着：当年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是急于把中国转换成能够与西方平起平坐的现代性国家，而现代新儒家则力图回到宋明理学以维护前现代性的生存方式的合理性。在西方的现代性面前，他们都害怕自我的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