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台湾当代作家，台湾中国统一同盟前任主席，台湾人间出版社发行人。台湾新马克思主义中坚之一。著有《陈映真作品集》（15卷），译有《双乡记》，主编有《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等。 1996年1月31日，陈映真先生随台湾作家代表团来京参加“台湾文学研讨会”，黎湘萍先生在民族饭店采访了他，请他谈谈台湾的“后现代主义”问题，以下是黎湘萍先生根据这次采访录音所作的整理。 黎湘萍（以下简称黎）：陈先生，您好！大家都知道，六十年代的时候，您曾经对台湾的现代主义进行过批评，认为那是“亚流”的。如今，现代主义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代之而起的则是另外一些新的思潮，譬如很引起年轻人关注的“后现代主义”等。我注意到，台湾有些持“后现代”观点的年轻学者认为台湾的左派有脱离现实的倾向，而您认为台湾还没有具备进入“后现代”的条件，彼此在对台湾社会现实的基本判断上显然存在着差异。然而，左派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台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方面显然颇有一致的地方。譬如后现代主义明显透露出追求“多元”论述的意向，这对于解构和颠覆一体化的、专制的论述，颠覆一体化意识形态造成的单面性格，是有一定的意义的。这方面与左派似乎并不矛盾。您是否可以谈谈您对台湾“后现代”状况的看法？ 陈映真（以下简称陈）：我对后现代没有很认真去了解，不过，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由于经历过50年到70年这段外来思潮支配台湾的过程，感触特别深刻。有人说，马克思也是西方的。其实左派之接受马克思主义，与那时读书界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左派是从日据时代以来血的洗炼和实践里面——从农民运动、从文化协会、台湾共产党、坐牢、出狱、流亡这些血的洗礼中发展出来的，可以说是在历史实践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少年时代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是搞现代主义的，我们这些人当时感情很好，互相揶揄，互相开玩笑。但经过五十年代的血的清洗，我的思想转变了，自己原来的一套东西被完全冲洗了。 那时由于国共内战，流亡到台湾来的人，就跟着西方的东西搞。当时大家英文都比较差，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读原文。大都是听你讲，然后我自己再发明，那样来吸收西方的现代主义。现在的年轻人就大不一样了，他们不但可以直接读原文，而且是在国外读了原文回来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我们在重复过去50年到70年的情形。这说明我们很需要一种反省：到底台湾的知识生活和思想生活，是不是永远像我们经历的一样，完全依附外面的活动，而没有自己的声音？我同意杰姆逊的观点，认为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先进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不同的意识形态。这在解释上是相当科学的。可是有人却把现在流行的思潮当作一种真理，或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移植过来，然后按照杰姆逊所分析的那几个特质来生搬硬套。别人的后现代特性是进入所谓后工业时期或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之后，自自然然从经济社会流露出来，自自然然表现在建筑、音乐、文学等方面，再经由像杰姆逊那样的学者把那些特性概括起来。我们却是把别人概括起来的拿来制造，把它颠倒过来了；其次，台湾的“后现代主义”者，比较缺乏所谓历史的展望，即洋人所谓的historic perspective，所以他们对台湾的社会并不了解，到底台湾目前的社会状态或经济状态有没有这样的感情，或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表现，他们不太理会。所以我觉得后现代作为一种姿势当然是应该理解的，可是从台湾的经验来说，是不是又要经过一次50年或70年代那样的阶段，一切都要按照别人的标准来思考与创作，硬挤出所谓后现代的感情，或后现代的审美，我个人倒觉得非常有疑问。 黎：后现代有一个所谓“解中心”的说法，认为每一种论述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希望形成一种多元的论述，这也是他们认为最有力量的一点。他们希望在现实中捅出一个“洞”，然后逃出来，松一口气。您对此有何看法？ 陈：我们在现代主义时期也有过这样的问题，特别在早期沉闷的政治空气和反共的教条里面，是有这种共相，那是为了逃脱，甚至可以说是为了抵抗吧。譬如商禽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就是“我伸长脖子／了望岁月／望着望着／我就变成一个长颈鹿”，听他自己讲，那是他当兵时因为乱讲话，曾被关在禁闭室里面，很恐怖，整天就是从窗外了望。从这个方面去解释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进步性”吧！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当历史走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像这样的东西，就显露出它真正的本质。乡土文学论战时，所有的现代派就完全站在反共的立场上，而且跟权力结合。 那么究竟用“后现代”来“逃脱”什么呢？现在的台湾的社会简直可以说是无政府状态，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已经跟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你说统派能施加什么压力？统派只有非常脆弱的理论嘛：我们在岛内根本没有形成什么。台独当然有一种霸权的味道，可是那种“霸权”并没有变成一种很大的势力，让你很害怕，无所逃遁。不是，他们哗啦啦讲了一大堆，非常没有一些知识上的周密性，你不听也不行，听了，你又会生气，你要跟他们辩驳，又要很花力气。就这种感觉！你心里很烦，不是说我不想听你的，而是你这个东西呀，破绽很多，我要跟你辩论的话，就得搬出很多“书袋”，我又觉得我不必要那样做，我忙得很，这种东西我早已经解决了。但你不理他，就到处都是这种论调，不断地延伸出去。这与国民党时代的压力已经不同了。因此台湾“后现代”的“逃避”是落空的。实际上，很多年轻人，高中时代还弄不懂三民主义，乓一下撞到美国那里去了，回来之后忽然又是马克思，又是后现代呀！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历史，所以对历史不信任。当然历史有立场，当然记忆有它的政治性，这是没有错的，可是你这种否定历史的态度也是一种立场。你本身并不是说我没有了，所以我就是透明的，我是干净的，我是白色的，你对历史采取这种态度就是一种态度嘛！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嘛！所以你一跟他们谈历史他们就头痛，什么年代，什么事情，他们对这个根本吃不下去。然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特别是在台湾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虚无主义。结果就会掩盖或抹煞现实生活中具体存在的问题，简单地抹煞具体的历史里面存在的矛盾。 黎：我注意到后现代的一些小说，他们除了对历史真相表示怀疑之外，还注意到现实的媒体的虚幻，或媒体的虚构性，注意到出现在媒体上的许多谎言，包括广告，政治性的宣传，甚至新闻，都具有很多虚构的东西，这些也就是后现代要进行解构的对象。换句话说，他们不仅怀疑历史的真相，同样怀疑现实的真相。您能否就此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