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类像”（Simulacrum），又译拟像、仿像、幻象等，是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 ）用以分析后现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一个关键性术语。简单地说，“类像”是指后现代社会大量复制、极度真实而又没有客观本源、没有任何所指的图像、形象或符号。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急剧膨胀，西方社会和文化从总体上进入后现代时期。“类像”这一术语从根本上颠覆并重新定义了人们传统的“真实”观念，深刻把握了当代文化精确复制、逼真模拟客观真实并进行大批量生产的高技术特征，并由此深入剖析了后现代社会的文化逻辑。鲍德里亚的其他基本理论术语“消费”（consume）、“符号”（sign）、“象征交换”（symbol exchange）、“内爆”（implosion）、“仿真”（simulation）、“超真实”（hyperreality）、“超美学”（transaethetics）等等都与后现代文化的“类像”本质这一核心问题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类像”这个理论术语，对于理解鲍德里亚的学术思想乃至西方整个后现代理论都至为关键。 综述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纷繁芜杂的后现代话语中，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支。随着多本著作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出版，鲍德里亚继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学者之后成为世界“最有影响的法国思想家之一”，被誉为“后现代主义大祭司”。美国著名后现代理论家凯尔纳和贝斯特评价说，他“发展出了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极端的后现代性理论，他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理论以及有关当代媒体、艺术和社会的话语”。（凯尔纳等：143） 1975年，美国新一代批判理论家和传播学者波斯特（Mark Poster）第一次将鲍德里亚的著作《生产之境》译为英文。80年代以后，鲍德里亚成为英语学界的学术热点，人们竞相阅读和讨论其学术思想，他的所有著作及大量论文短时间内被译为英文。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出版和发表了许多关于鲍德里亚的研究著作与论文。英国学者兰恩（Richard J.Lane）新近出版的《让·鲍德里亚》一书对英语学界的鲍德里亚形象，包括鲍德里亚英文译著出版情况及英语学界的学者们研究鲍德里亚的文献，作了简明扼要而又较为详细的梳理和评述，具有很强的资料性，是研究鲍德里亚较好的入门书之一。 “类像”与“表征危机” 按赵一凡先生的看法，“类像”这个术语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与热情，其原因在于它从根本上触及到了后现代文化的“表征危机”。（赵一凡：169—179）“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再现，本是西方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哲学命题之一，涉及符号与现实、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目的与手段等形而上学核心范畴。20世纪西方思想“语言学转向”之前，人们并不认为“表征”会出现什么危机。传统形而上学对语言符号持一种工具理性观，普遍忽略语言符号的独立价值。在传统形而上学看来，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自然的、真实的关系，在两者中间并不存在着独立的语言符号中介，人们利用语言符号完全可以“真实”、“客观”地“表征”（再现）现实本身。传统形而上学普遍的基本信念是“意识是主体对客观真实的反映”、“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传统理性形而上学思想框架中，语言符号这一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表象与物体之间的中介物实际上被透明化和虚无化了，人们普遍相信语言符号的“镜式”本质，相信意识与客观、形象与客体的直接同一性。显然，“镜式”语言符号工具论体现了形而上学对现实和主体的确信关系。一方面，形而上学确信客观现实的“真实”存在，它不随人的主观意识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形而上学还确认了认知主体的理性本质，它相信主体可以通过对语言符号的工具性掌控和有效性运用来接近和通达客观世界。 “类像”的思想基础不是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工具观，相反它与20世纪思想的“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语言学转向”之后，语言符号作为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中介物呈现在主体和现实之间。索绪尔语言学将“言语”与“语言”区分开来，将“语言”视为一个与客观现实无关的封闭“系统”。这个“系统”有其独立的编码规则和运行规律，它作为一种深层“结构”先行于每一个话语主体，有效地制约着每一次“言语”行为和表意实践。这样，语言符号的“镜子”神话被彻底打破了，它不再是什么“透明”的东西，人们再也无法确信自己能够通过语言准确地“表征”（再现）现实本身。进而，语言符号不仅以一种先行于主体的中介物横亘在主观意识与客观现实之间，而且还以一种意识框架和阐释系统制约着主体对客体的再现和理解，甚至“建构”出客观现实本身。至此，传统形而上学预设的“主体—现实”二元关系被“主体—语言—现实”3种因素的复杂关系所替代，语言符号突现出来。这里有3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是“主体与现实”的关系：语言学转向之后，主体不能再直接通达客观现实，客观现实也不再以“无蔽”和“真实”的方式对主体呈现出来。其二是“主体与语言”的关系：结构主义语言学从根本上否认了语言系统的消极被动性状态，语言不仅具有自在性和独立性，而且还能反过来起着建构主体的积极作用。“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成为20世纪西方思想的基本常识。其三是“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在此，现实不再是一种自在的客观存在，它无法摆脱语言而独立存在，任何现实都必须通过语言而呈现，现实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一种语言产物。“主体—语言—现实”3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主体与现实之间直接同一性的“表征/再现”关系产生了断裂，“表征/再现”危机成为当代思想文化的根本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