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无可回避 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全球化已是当今世界不可回避、不可遏止、不可逆转的趋势。任何阻止这一全球化浪潮的企图可能都是不现实的，即便至今世界上仍残存着那种闭关锁国之地，其自守排外的行径也肯定是行不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置身于这一世界潮流之外。这是当今文学所处的一个总体语境，也是考察当今文学的一个基本前提。 值此全球化浪潮滚滚袭来之际，遭遇最严峻挑战的，莫过于那些属于“传统”范畴的东西，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学传统。对于当今文学来说，观念意识的裂变，评价标准的逆转，审美趣味的迁移，艺术形式的变异，话语系统的转换，都是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事。面对“全球化”这一怪物，人们往往深感忧虑：文学传统会陷于灭顶之灾吗？ 这一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是消解文学传统的根本原因。弗·詹姆逊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即现实主义阶段、民族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全球扩张阶段、最终到达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资本进化的不同阶段”（注：弗·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页，第184页。）。那么，在全球化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扩张有哪些新的特点呢？詹姆逊指出：“在此，资本的扩充已达惊人的地步，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到许许多多前此未曾受到商品化的领域里去。”（注：弗·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4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资本的势力已延伸到了文化领域之中，成为支配文化活动的决定性因素。詹姆逊也将这一过程称为“去差异化(dedifferentiation)”，即消除了不同领域之间的差异，造成经济与文化的相互渗透，推动了经济的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注：弗·詹姆逊：《文化转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第85页，第130-131页。），其显著标志就是“文化产业”的出现。然而在“文化产业”的背后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终究是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目前在文化产业方面资本流动的一个明显动向是：（一）合股生产和营销的兴起；（二）跨国公司(TNC)之间愈加频繁的策略联合；（三）旨在建立跨国和国内垄断的剧烈的接受活动（注：保罗·史密斯：《一个世界：全球性与总体性》，王逢振主编《全球化症候》，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资本的本质就是竞争，而竞争的愈演愈烈势必要挣脱一切羁绊，无论是地域的还是观念的界限，从而将利益争逐的格斗场扩大到全球范围。因此乔万尼·阿里希说：“资本一直在使一切全球化”（注：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在全球化时代，在文学的本性中加进了重要的一维，即大众传播媒介的规定性。当今文学越来越多倚重于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这不能不对长期以来以印刷媒介为载体的传统文学提出挑战。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到今天的电子媒介，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它彻底改变了人类命运、历史进程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以电子媒介为技术支撑的大众传播媒介将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的种种特点赋予了文学，从而推翻了关于文学活动的惯常理解，刷新了有关文学的生产、文本、发表、出版、阅读、消费的传统概念。 二、文学传统的蜕变 在资本扩张、媒体革命等构成的全球化语境中，文学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可能莫过于与文化的合流，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电影、电视、报刊、畅销书、网络写作、流行歌曲、广告之类流行文化。说文学与文化合流可能还不完全符合事实，更确切地说，应是文学借文化而存在，或者说文学借流行文化而存在。到了这个份上，如果说影、视、网之类电子媒体以其可视性、图像性就已对作为印刷媒体的文学构成明显优势的话，那么当这些有声有色的电子信息在通讯卫星和互联网上传输，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多媒体运作时，就几乎完全淹没了无声无息的文学语言。 文学与文化的相互吸收相互移植并不自今日始，电影、电视剧、广播剧从小说、戏剧改编而来已成惯例，但从前文学创作是更加独立的，在创作过程中并不会虑及后继的影视改编有何需要并据此调整创作，更不会想到这种改编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因此在创作中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文学自身的审美特征和艺术规律。如今这种移植仍在延续，但已经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很多作家转而为电影或电视剧“度身”定制脚本，甚至是先有电影或电视剧，然后再根据脚本改写小说。这与先有小说后有影视的情况就有了很大不同，作者必须按照流行文化的游戏规则来要求文学，例如要有较强的情节性、戏剧性和动作性，人物关系和情节线索越复杂越好，人物形象的打造务求观赏性，常常需要按照配方组合言情、警匪、武打之类“卖点”，同时不宜有大段的对话和内心独白，不宜有过多的环境描写和气氛烘托，如此等等。然而这样一来，势必改变了文学的传统存在方式，使之丢失了许多属于自身的东西。 与之相关的是，文学的传统功能也发生了蜕变。以往人们总是强调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很少对其娱乐功能作出确认，即便有人提及，也往往将其放在次要位置，或者用“寓教于乐”之类古训来加以限定，这种界说也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地变成了作家群体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作家们往往习惯成自然地按照这一功能模式来进行创作。然而在全球化时代，文学与流行文化的合流则推翻了这一传统的功能界说，将文学的娱乐、消遣、休闲功能置于主导和至上的地位。在微波传输网、有线电视网和因特网上漫游的娱乐资讯将各种传统的文学样式都变成了一种娱乐形式，以无可争辩的优势争夺着亿万受众的眼球。这种图快乐、重消遣、尚休闲的普遍心态蔚成了享乐主义的时尚，与现代商品社会盛行的消费主义互为表里，它们尤与文学传统相抵触，因为消费主义的宗旨就是消费，享乐主义的准则就是享乐，它管你什么传统不传统。为了消费和享乐，它可以毫无顾忌地摧毁和逾越任何传统的樊篱。日本学者三好将夫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一切标新立异的东西，不论在一开始显得多么富有颠覆性，最终逃脱不了消费主义的罗网，黑人说唱艺术、涂抹艺术、甚至古典音乐和高雅艺术都成为娱乐业和旅游业的囊中之物。有线电视和电视音乐对整个世界拥有无可争辩的统治权。娱乐业和旅游业本身就是庞大的跨国工业。”（注：三好将夫：《没有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汪晖等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05页。）对于事物来说，它能做什么，它就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的传统功能向娱乐功能的转移对于文学传统的消解作用也是根本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