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2－0166－06 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一般被划分为文学批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这三大部类。在这三者之中，文学史是对文学进程及其发展规律的探讨，文学理论是对文学总体性的抽象概括，并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提供基本理论的支持，相比而言，文学批评由于只是对具体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的研究，因而一直受到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者的轻视乃至贬斥。在这种研究模式中，我们已经习惯于将着眼于具体作品的体验和感悟的批评置于以所谓探求“普遍规律”为鹄的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之下。在这里，理论的普遍性意义永远大于对个别作品的论述解释，个别作品只有成为理论的佐证才有价值。如此一来，文学理论便总以探求所谓科学的普遍真理而高高凌驾于文学批评之上。毋庸置疑，这种带有严重科学主义倾向的研究模式由于重规律而轻个别，关注抽象而忽视具体，因而极其漠视文学研究区别于科学研究所特有的人文品性。在这种科学主义惯习的引领下，有血有肉的诗学史即批评史往往变成“让诗学史实材料说话”的文献选辑、汇编，或者成为诗学命题、观点、观念即思想的演变史，这种抽取了生命血汁单剩“骨骼”的苍白文学批评史不是沦为将诗学史实材料的考证作为自己的要务，就是耽溺于对文学批评方法的追逐和操演。因而，在这样的诗学史观的操控下，我们的审美感觉、经验不但没有变得敏锐、细腻和丰富，反而日益地粗糙、麻木和萎缩，甚至丧失了起码的文学嗅觉。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诗学史长期以来漠视文学是个体独特生命体验的结晶之品性。如果要将文学批评史重新染上生命的血色，就必须更新陈旧的诗学理念，激活文学批评作为审美经验创生的场域。也就是说，文学批评理当是诗学理论活生生的生长域，绝不是理论武器的实战操演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就是新理论的正在生成。正是在对具体文学现象的感兴批评中，新的诗学理论开始寻找自身的生长沃土。 重新厘定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学史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作为文学本体论承诺的文学基本原理，而是要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学理论高高凌驾于文学批评、文学史之上的惯习，即对陈旧的诗学理念进行解构和批判。正如德里达指出，履行解构的职责，首先是回顾，也就是说行使记忆的权力，去了解我们所生活于其间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传统是从哪里来的，权威和公认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也就是必须为在今日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作谱系学研究。那些如今起规范作用的、具有协调性、支配性的因素都有其来历。而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地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儿来，为什么是它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其次，解构的责任自然是尽可能地转变场域。这就是为什么解构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姿态，它是一种介入伦理及政治转型的姿态，是去转变一种存在霸权的情境，去叛逆霸权并质疑权威。从这个角度讲，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这对所有的情况都是具有共性的，以某种肯定的名义，这种东西并非一种目的，但它总是一种肯定的“是”。我常强调解构不是“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种肯定，一种投入，也是一种承诺。① 具体到我们所探讨的论题上，就是首先必须对“文学理论”或文艺学这个概念进行谱系学考察，探讨这样一个中心问题：文学理论从哪里来，为什么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 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或文艺学之所以一度获得如此辉煌显赫的地位，这与它所承载的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密不可分。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崛起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以及资本主义与印刷科技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② 从民族主义形成的文化根源上来看，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可以用机器复制，并且通过市场扩散的印刷语言是民族意识形成的基础。换言之，对安德森而言，“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很显然，作为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形成的印刷语言之一种的文学理论或文艺学，自然要担负起建构民族意识的重任。“文艺学”在1949年前的中国大学里，根本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课程设置方面，它的地位也不重要。1949年前的图书馆分类索引中，没有单独的“文学概论”或者“文艺学”目录。③ 而1949年后，“文艺学”成为大学中文系的重要课程，而“文学概论”一类的书在数量上激增，这显然与新意识形态的形成直接相关。1951年文艺界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吕荧事件”，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张琪给《文艺报》写信，揭发他的老师吕荧讲课有问题，主要表现为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倾向；也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教学观点，口头常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文和语录，而实际上却对新的人民文艺采取轻视态度，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识不足，甚至随便将错误理解灌输给学生。④ 随后引发了1951年11月10日“文艺报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的讨论。作为这场讨论的总结，《文艺报》特别强调：“思想改造是我们改进教学工作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教师们因为不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是使得自己的工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和青年学生的要求的根本原因。因此，所有的教师们，应该以清洗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毒害，当做自己经常的、重要的工作。”⑤ 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中国的高等院校的中文系以新意识形态的要求重建“文艺学”这门课程。 可见，在中国文学理论或文艺学为创建宏大的民族国家想象所提供的一整套表征体系中，普遍性观念理所当然具有无穷大的权威。因为它本身就是以民族—国家为依靠的巨型寓言之一，遵循现代性统一化的历史目的论和线性的进步神话。在这种黑格尔式的宏大叙事模式观念的宰制下，个别的、感性的和异质的因素就合乎逻辑地成了被排除的对象，当然也就抹杀了特殊性和多样性。这样一来，文学理论学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围绕着“文学基本原理”展开，它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的发展规律、作家的创作方法、文学作品的构成特征等进行了定性阐释，目的是把文学的本质规律确定在主导意识形态认可的意义上。⑥ 也就是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提供想象性资源。反过来，文学理论由于背后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牵引，使得它成为立法者、真理的绝对权威，这种主要通过引经据典获取的权威事实上既不能统领规范文学批评，更不用说有效地阐释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