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考察德国文学中《庄子》的因素，首先应回顾一下德国汉学家和思想家对《庄子》的研究情况。 1477年《马可波罗游记》德文译本出现，展示了神秘的东方风情，引起了德国人对中国的关注。明末清初，德籍传教士汤若望、戴进贤、魏继晋等来到中国传教，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又把中国文化带回了德国。在此影响下，莱布尼茨认识到东方文化的魅力，提出了交流互补的主张[1] （P100-102）。总起来说，西方接受道家要比接受儒家时间要晚一些。德国早期的汉学专家嘎伯冷兹开始研究《庄子》和《老子》，1888年在莱比锡出版了《〈庄子〉的文字对中国语法的贡献》，首开研究道家经典的先河。其后，布贝尔在1910年出版了德文版《庄子》，在德国语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海因利希·库尔茨也曾研究过有关《庄子》的文献[2] （P32-35）。 著名的传教士夏德·威廉（即卫礼贤）1912年节译了《庄子南华真经》，1920—1940年该书在耶那重印十次，引起了较大反响，该译本和1910年布贝尔选编的《庄子》为德国的“道家热”奠定了基础[3] （P110-111）。卫礼贤还在《中国文学》中指出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当中的一位诗人。他的风格是生气勃勃和魔幻离奇。作品中充斥着各种图像。他所给予我们的与其说是逻辑思想不如说是形象直观”。着重强调《庄子》的文学性和形象性，说明他对庄子的理解是有一定深度的。 其后汉学家艾克斯曾在洪堡大学讲授《庄子》。其弟子艾士宏在1942年写过《〈庄子〉第二章的道教思辨》。华裔学者张聪东在1982年发表了《庄子的诡辩、智慧和实践哲学》[4] （P36-39）。汉学家对《庄子》的研究，不一定能准确把握庄子，却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庄子》[5] （P83-84）。 在德国思想家那里，《庄子》似乎不太受重视。犹太神学家布伯于1910年翻译出版了《庄子的言论和寓言故事集》[6] （P18-21），并写了一篇后记，在后记中，布伯认识到这种东方文化是一种异质的文化，“道”就是原始的“未分状态”，“只有未与世界分离的人才能认识世界，认识不存于对立之中，不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中。它只存在于万物的统一之中。统一就是认识”。海德格尔（1879-1976）读过卫礼贤和布贝尔的译文，很可能在表述其自有的开创性思想时，受到了道家核心思想的启发。海德格尔在1930年经历他思想的“转向”后，在一次讲座中当众向主持人索取布贝尔的译本，并诵读了其中《秋水篇》[7] （P62），用末尾“庄子与惠施濠上观鱼”的故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天道”中看出以往的哲学家们看不到的玄言妙义，并能启发当今苦于西方技术文化的人类智慧[8] （P11-16）。维特根斯坦（1889—1951）也于1918年出版了《逻辑学论》，书中包含的悖论与庄子同出一辙：“我们感到即使一切可能有的科学问题都有了解答，我们的人生问题还毫未触及。当然问题已不复存在，而这本是答案。”[9] （36-44）其他思想家多以纯粹理性的角度审视中国文化，对儒家学说和老子学说有一定研究，提及《庄子》的并不多[10] （P9-14）。正如当代德国汉学家福赫伯在1968年所著《德国大学的汉学》一文中所提出的：“儒家和道家经典著作所反映的中国思想世界，一般说没有受到德国哲学界的重视，只有极少数哲学家在著作里或课堂上多少提及一点中国哲学。”[3] （P112） 同汉学家和思想家相比，德国的文学家对《庄子》可谓情有独钟。 早在1781年，塞肯多夫在《蒂福尔特》杂志上发表《中国道德家》的同时，还在同一杂志上刊载了小说《命运之轮》[11] （P299-300）。这一小说的素材来源于法国昂特尔科尔神甫从《今古奇观》中选取的并在杜哈尔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上所载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1873年格锐塞巴黑作了一篇文章讲到该故事并注意到它在世界文学中的流传，并把这篇小说由英语翻译为德文，产生了两个剧本：《蝴蝶梦》和《劈棺》[12] （P82-85）。塞肯多夫以“庄生梦蝶”为出发点，让老子阐释了蝴蝶之梦的象征意义，促成了庄子的人生哲学探索之路。由于这部小说没有一个结局，1784年他出了个单行本《命运之轮或庄子的故事》，来续写这一故事[13] （P151-158）。但他是以介绍老子开头的，并把老子的思想归纳为西方思想家关注的“我是谁？我在那里？我为何存在？”探讨完后又续上庄子漫游故事，让战国时期的庄子与唐代的诗人杜甫相遇，杜甫又与清朝满大人相遇，进行哲理的思考，但塞肯多夫再一次让命运之轮停转，故事无疾而终。小说取名《命运之轮》显然来自作者对老子自然思想的理解：“自然，如同一个巨大的车轮，时间是轮轴，永恒是轨道，它携带着千万生死的命运，滚滚向前，它从生命的源泉中创造出众生，又把他们送入生命的汪洋。命运之轮永不停歇，因为是上帝之力将它推动，也只有上帝之力才能令其终止。”[14] （P163）既然人类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分子，人只能别无选择地顺从自然法则，这就是他所阐释的生存之意。应该指出的是，塞肯多夫很大程度上是仅仅借用了这个题材，对《庄子》未必有深入的认识，倒是使老子这一形象在德国文学中进一步完善了，客观上为中国文化加入世界文化的总体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15] （P91-96）。 由于历史、民族、语言等因素，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之文学在德语文学中被视为一个整体。受同一个故事的影响，1897年奥地利作家霍夫曼·斯塔尔借用了“不忠的寡妇”这个母题，创造了小说《白扇》[14] （P318-321），通过对年轻的寡妇米兰达的梦境和现实的描写，讽刺了男主人公福托尼奥的寡情无义，同时传达了对庄子虚无主义思想的认同，如福托尼奥的开场独白：“生活只是一场皮影戏”，“流水上的云影是毫无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称的生活。” 老庄哲学思想在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中曾流行一时[16] （P44-47）。卫礼贤对《南华真经》的译介，对整个德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卡尔·荣格把道家思想引入其无意识研究，他的“无意识”存在于先天并具有普遍的内容和形式的观点与老庄思想中的“道”是吻合的[17] （P75-78）。一战失败后，具有思辨传统的德国知识分子试图从现代文明本身找到人类思想灾难的根源，很多人把目光转向了东方，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寻找治世良方。正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老庄的出世哲学思想，在德国受到关注。倾心于中国文化的表现主义早期代表人物海姆去世后，布贝尔在其追悼会上高诵他的《庄子语录和寓言》，以慰其亡灵。宇宙派作家阿尔弗雷德·莫姆贝特对老庄哲学津津乐道，试图从中寻求宇宙的终极意义，经常用老庄哲学思想来表明自己的艺术追求，他曾写到：“亚洲占据了我心中的很大部分……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克拉邦德的诗歌代表作《三声》中充满了老庄的“无为思想”，把“道”释为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不二法则，而且在其《一小时世界文学史》一书中，曾逐字引用了卫礼贤所译“庄生梦蝶”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