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兴起的“非虚构写作”①是一种旨在重建文学与社会之间联结的、涉及新闻和文学领域的边缘文体。2010年，国内文学界权威刊物《人民文学》开辟了“非虚构专栏”，于2011年发起“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标志着“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新的实践形式进入了主流视野，但是具体到怎样厘定“非虚构”的问题上，《人民文学》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范围，这种模糊性引发了关于究竟何为“非虚构”的讨论——有的从非虚构“是什么”切入，如非虚构即“对‘真实’的不懈追求和严格考证”②等，有的从反面说明非虚构“不是什么”，如非虚构即“不是虚构”和“反虚构”③，或者非虚构即“不仅仅是虚构”④。作为对非虚构写作实践的回应，有学者为论证“非虚构写作”本土化的正当性，将“非虚构”与我国的报告文学、新闻通讯等传统体裁衔接起来；也有学者作了历史分期，指出我国20世纪80年代至2010年的非虚构与2010年以后的非虚构存在着重大差异，受到截然不同的因素的影响⑤。 但是，严格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毕竟是一个舶来品，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特定的动因、表征和诉求，不应当不加限制地扩大它的边界，掉入概念泛化的陷阱，如此不但无助于对它的理解，更使它丧失自身的独特价值⑥。研究发现，“非虚构写作”的理念非常接近于哈贝马斯为文学公共领域所赋予的规范内涵：第一，公众广泛参与，并就社会文化议题进行公开和理性的讨论；第二，活动具有自主性；第三，内部充满了多元和差异；第四，锻炼公众，为参与政治生活做准备⑦——“非虚构写作”理应具有很强的公共性。然而，当下网络环境下非虚构写作的商业取向、娱乐取向正逐渐压倒公共取向，又使它逐渐背离自身的初衷。应当深思如何发现被遮蔽的公共性维度。有必要回到非虚构写作产生的历史语境中去，爬梳它的发展脉络，并且勾勒当前网络非虚构写作的表征，进而找到发现和强化网络非虚构写作公共性的路径。 一、相伴相生的公共性：非虚构写作的形成和发展 2018年5月16日，美国“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汤姆·沃尔夫逝世。他从20世纪60年代起倡导的“新新闻主义”与杜鲁门·卡波特的“非虚构小说”一并得到了新闻界和文学界的广泛实践，共同构成了非虚构写作的渊源。所谓“新新闻主义”是将文学手法运用于新闻报道的写作手法，其背后是一些新闻从业者对于新闻“客观性法则”的强烈质疑⑧。“非虚构小说”则是关于事实本身的小说形式，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事实本身⑨。“新新闻主义”与“非虚构小说”两者都强调“事实”，其不同在于“新闻”以事件取向为主，公共性更为突出，“小说”则同时包含事件、状态取向，比较注重个体表达。鉴于“新闻”“小说”相互交融的状态，本文并不对两者进行区分，一并纳入“写作”的范畴加以梳理。 在西方，非虚构写作的形成主要受到当时的社会思潮、政治经济理念和新兴媒介技术等因素的影响。首先是思想观念。1960年代，美国的社会民权运动、青年反叛运动和社会批判思潮对许多传统、主流的价值观构成了冲击，盛行的麦卡锡主义更使传媒界对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事实”信仰发生了动摇，人们不再相信已经沦为技术性操作手段的新闻专业主义能够还原事实真相，更不再相信它对于已经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有任何帮助，因此一种更新了事实观念的、更具解释性和倡议性的新闻形式呼之欲出。其次是政治经济因素。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市场因素扩散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传媒作为“第四权力”的公共属性随之黯淡下去，而传媒产品作为“烤面包机”一般存在的消费属性则有所上升，传媒受众由“公众”(citizen)降格为“消费者”(consumer)甚至是“顾客”(customer)，相对于枯燥的、公共领域的“硬新闻”而言，阅读体验更好的、个体视角的“新闻故事”更容易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再次是媒介技术的作用。包括纪录片在内的电子媒介相对于纸质媒介在呈现内容上拥有更为直观的表现力，所谓“纪实主义”“纪录片主义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影像思维、在场感成为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元素，个体成为隐藏在“镜头”背后的讲述者。由此，诞生了大量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如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乔恩·富兰克林的《凯利太太的妖怪》、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汤姆·沃尔夫的《刺激酷爱迷幻考验》，以及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等。其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更以记者身份获得了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直接将非虚构写作推到公众面前。此外，包括何伟(Peter Hessler)⑩、邓扶霞(Fuchsia Dunlop)(11)等西方作家创作的中国题材的非虚构作品也得到了一大批忠实拥趸。 在中国，引入“非虚构写作”的代表性人物、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敬泽对“什么是非虚构写作”表达了一种开放的态度：“我相信非虚构会给我们开出宽阔的可能性，但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它会是什么。”(12)将非虚构写作引进中国的过程中之所以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一则在于非虚构写作很好地迎合了解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二则在于它接续了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同时也体现了对当前虚构写作中“典型化”所致负面效应的反思，以及对平衡文学性、真实性、思想性(13)等矛盾关系的反思。具体到新闻生产领域，新闻文体伴随着媒体政策和定位的调整，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的“宣传体”、改革开放之初的“新华体”，再到全面市场化改革之后的“南周体”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公共性借由全面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专业主义理念一同推广，并且通过特稿、调查报道等形式得以突显——后两者构成了网络非虚构写作在新闻领域的前身。伴随着媒介融合趋势，传统媒体机构受到盈利困难和政策收紧等因素的影响，纷纷撤销了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特稿、深度调查等部门，同时商业新媒体平台则接过传统专业媒体机构对公共性的声张，通过网络非虚构写作赢得人气，并试图从中实现盈利。仅仅2016年一年，就涌现了一大批主打非虚构写作的新兴商业新媒体平台，如“谷雨实验室”“人间”“正午故事”“地平线”“ONE实验室”“中国三明治”和“真实故事计划”等；也成就了许多知名的网络非虚构写作者，如李海鹏、林珊珊、杜强、钱杨、王天挺、张瑞等。然而，此时关于网络非虚构写作的讨论，更多的是围绕如何通过售卖作品的版权进行影视改编展开讨论，以找到“盈利模式”为最终目标。对此，有学者担心“将新闻业危机化约为商业危机”(14)的话语框架将“屏蔽”新闻业的公共性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