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6)04-0163-06 党化民间是抗战文艺的发展模式，但也存在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种形态。“民族主义文艺”在国统区兴起，“民族形式”则成为延安文艺的美学追求，二者都体现出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谱系中，“大众化”和“通俗化”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衔接其对“民族形式”的追求，并且构成“人民性”的表现形式。实际上，延安文艺不仅继承了民族形式，也继承了民俗形式。由于民间在形式上能唤起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民间文艺虽然不是文艺中心源泉，但却成为了具有某种“先进性”的时代文艺形式。 一、大众化与延安文艺的“民族形式”来源 “民族形式”讨论是延安文艺的思想基础。从民族主义运动的范畴看，“民族形式”运动是抗战后民族情绪高涨的体现。从现代文学发展脉络来说，由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没有解决其如何为广大民众接受的问题，所以左联进行了“文艺大众化”，而“民族形式”问题则是“文艺大众化”问题在抗战时期的继续。从中国共产党自身文化发展来说，“民族形式”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文艺的时代需要，是创建新民主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如毛泽东1940年1月发表的题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中提出了相关论述。实际上，“民族形式”讨论离不开政党在思想领域的争夺，国际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需要提出民族化的文艺形式。另一方面，延安文艺的思想来源也存在多元化倾向，毛泽东在1939年底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1]。从阶级与政党角度看，“民族形式”是延安大众文艺话语建构的核心。 国民党最初提出“三民主义文艺”政策，但1930年6月1日，国民党官员朱应鹏、潘公展召集王平陵、黄震遐、邵洵美、傅彦长等在上海组织前锋社，发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国民党“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的分立是其内部派系斗争的文化表现，前者的提出者叶楚伧属于西山会议派，且与胡汉民同为南社成员，“蒋系”的陈立夫、陈果夫则另起炉灶，组织“民族主义文艺”[2]。“民族主义文艺”不仅针对左翼文艺，其自身的思想也颇为复杂，从作品看，黄震遐的小说《大上海的毁灭》一方面是反日的民族主义主题，另一方面是对战争中机械、技术的生产力崇拜，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在西方的、唯美的堕落和左翼的、革命的上海之间的另一种可能性。[3]“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也对民间文艺进行了关注，如傅彦长在《民族与文学》中提到：“民族所要求的人物，只是民众的代表。民众的情感，要艺术家在艺术作品里面表现出来，所以，民族的文学并不是曾国藩一流人物所能够了解。上海城隍庙的说书先生要是肯把他所说的话写下来，才是真正的文学呢！”[4]所以，有学者认为所谓“民族主义”艺术实际上就是一种多元化的“民众”或“民间”艺术，持有明显的民粹立场。[5]可见，当左翼知识分子提出无产阶级大众文艺的时候，国民党也进行着大众化的文艺试验。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除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之外，还发起了“通俗文艺”运动对抗左翼问题，进一步提升了旧形式的地位。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于1932年8月制定了《通俗文艺运动计划书》，要求通俗文艺“激发民众应有之民族意识及民族自信力，激励民众使其有继续抗日之耐心”，题材应为“民众被国际帝国主义者蹂躏之事迹”[6]。《通俗文艺运动计划书》强调把“大众文艺”看作是“当今最紧要而迫切的工作”，因为这关乎到“遏制共产党之恶化宣传”。有学者认为，这项通俗文艺政策的出台与左联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文艺大众化策略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并且在抗战爆发后被不断强化，最后成为国共合作中文艺领域的基本认同基础。[7]可见，国民党文艺在苏区文艺“走向民间”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通俗化问题。 国民党在“新生活运动”中提倡的民族文化以当时并未深入民间的儒家文化为主，封建气息较浓，而且“新生活运动”主要在城市进行，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任务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但国民党的“抗建”论却没有把民众尤其是劳工阶级的解放和民族国家的建设联系起来。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张道藩也在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文化先锋》上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鼓吹“文艺要以全民为对象”，表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意识”。文章承认剥削和压迫的存在，却不愿归纳为阶级对立，并认为可以通过写作感化统治者和压迫者。梁实秋在《关于文艺政策》一文中也呼吁左翼作家不要“站在劳工劳农的立场”去创作“憎恨”政府的作品。国民党官员和文人将民族意识的内涵定位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与五四以来的新思潮南辕北辙的，而以此传统道德来创造民族文艺也是脱离时代的。这种具有封建文化意味的“民族意识”表面上是弘扬“民族文化”，实质上是通过抗战中的民族精神来掩盖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这种民族文艺肯定封建主义的奴性思想，无意中配合了日本的文化侵略。 现代性的民族文艺构建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深入分析和择优取舍。为表达和实现现代性原则，仅仅挪用传统(无论大传统还是小传统)的文化符号是不够的，而必须对传统文化符号加以现代的阐释与转换，使之能够承载民主社会、民族国家等多种现代主题。[8]因此，现代民族主义并非以政治排斥文化，而是以现代政治文化替代传统政治文化。与“新生活运动”试图以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确立其民族身份合法性的国民党政府相参照，解放区对“民族”身份和“民族”文艺的认同，无疑是更倾向于以底层民众为主体、以现代性作为其核心导向的新文艺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