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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界通常侧重于对静态下的视角做出界定与研究，拉康则在欲望阐释的基础上将视角与凝视紧密相连，而齐泽克强调的是视角在不同背景上的动态变化，即视差转换。视差包含视角及其位移。视角不但与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有关，亦构成了文学的陌生化概念的认知前提。在齐泽克看来，不同视角之间的差异，就是视差鸿沟。驱使主体的视角在同一个客体上位移或在同一现象的不同侧面之间做视差转换的是对象a。由于视差之见的前提是被视为核心的不可能性的对象a，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便总是处于错位的状态之中。
)强调的是视角在不同背景上的动态变化，即视差转换(parallax shift)的原因及其意义。视差本指人们在视觉上的误差，亦即通常所说的视错觉。造成所谓视差的不仅是人们肉眼所存在的局限和障碍，同时也源自深层文化所带来的想象与预设。在齐泽克看来，不同视角之间的差异，就是视差鸿沟(parallax gap)。驱使我们的视角在同一个客体上位移或在同一现象的不同侧面之间做视差转换的是“对象a”(objet petit a)。作为欲望的对象—原因的对象a没有固定的、物质的、客观的形态，它诱使我们不断地转换视角，以便去窥见它的真身，猜测它的含义，但我们却总是不得要领。由于视差之见的前提是被视为核心的不可能性的对象a，我们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便总是处于错位的状态之中。 问题的提出：从视角开始 在2006年出版的英文专著《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中，齐泽克致力于研究视差转换的原因及其意义。他说，“视差的标准定义是：一个客体的明显位移，亦即相对于背景的位置转换。这个位移是由能够提供新的观察视角的位置变化引起的”(17)。因此，齐泽克的视差概念包含了“位移”和“新的观察视角”两层含义，视差将视角的动态位移纳入了自己的视野中，这意味着我们对视差的研究有必要从更为基础的、相对静态的视角开始。 在康德那里，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人在影响事物和构造现实世界，因此事物的特性总是与观察者所取的观察角度有关。在这样的认识论前提下，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照事物会带来不同的认识这一观念早已成为共识。巴赫金曾专门论述过此点：“新的描述方法使我们看到可见现实的新的方面，而可见事物的新的方面如不借助于把它们固定下来的新的方法，就不能看清和真正进入我们的视野”(181)；“新的不是所看到的东西，而是看的形式本身”(55)。在此可以捕捉到巴赫金的两层意思：首先，被观察的那个“东西”一直在那里存在着，这便如生活在数千米深的海底的那些生物，无论我们能看见还是不能看见，它们就在那里。我们无法知道它们的状况，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能够深入海底的视角而已。其次，我们之所以后来能够观察到深海生物，那是因为借助了新的方法，譬如某种深海潜水器，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得我们能够看到以前不能看到的东西，达成以前不能达成的任务。因此，鉴于对“看的形式”的选择和运作是一种明显的主观行为，我们可以判断，在巴赫金那里，新方法所带来的新东西，其“新”更多地是来自于观看者自身，而非被观看的客体。同时，由于被观看的客体本身不会因为观察方法的变化而变化，变的只是“看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对巴赫金来说，视角的选择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方法论的革新。 关于视角，尼采(F.Nietzsche)从认识论角度做过颇具影响的论述，并且还将一个专门的术语贡献给了学界：“世界的背后不存在意义，然而又具有无数的意义——这就是‘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原则”(267)。视角主义意味着，出于我们独特的经验惯性、心理预期、文化语境和无意识欲望，在符号中呈现出来的社会现实和文学艺术，都只不过是一种建构，不同的人完全可能有着不同的意义建构。此处有必要澄清的是，在尼采看来，不同的视角给予我们的只是知识而已——知识不过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所知的符号总和，它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由符号构成的知识，仅仅意味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所知，即是说无论什么视角都不可能确保将真理呈现给我们。在这一点上，后来的福柯亦一针见血地指出，知识的“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53)。在福柯看来，知识话语不仅是使用符号来指涉事物，更重要的是创造话语对象本身，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话语实践，亦即话语主体在特定的话语场所使用话语单位建构话语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同的话语场所只不过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以便我们能够建构知识而已。对此，尼采继续论述道：“就‘知识’一词的含义而言，世界是可知的；但从另一方面说，世界是可阐释的”(267)。这表明，知识是观照者和阐释者在欲望支撑下所采取的不同视角的产物，因此便没有什么凝固不变的绝对知识，有的只是欲望的选择。原本没有意义的世界之所以有了意义，完全是因为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在欲望的支撑下对世界做出了不同的阐释而已。但是，在此必须立刻指出的是，在欲望这一点上，尼采与精神分析学领域中的拉康和齐泽克具有完全不同的指涉，他们使用的欲望概念不可做等量齐观。在尼采那里，所谓欲望，“即赞成和反对”的愿望，而“每种欲望都是对支配的渴求”(267)，因此尼采的欲望与支配权力相关，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权欲。 在视角问题上，如果说巴赫金的侧重点在方法论，而尼采更具认识论色彩，那么海德格尔则将视角上升到了本体论的层面。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在论述他那把反复提到的锤子之时说，一把断掉的锤子更像一把锤子。什么意思呢？他阐释道：“上手事物的日常存在曾是那样不言而喻，乃至我们丝毫未加注意”(88)。当我们每天都以同样的视角去观看同一个事物的时候，出于惯性，我们天然地就把日常所见当成了某种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东西。然而，如若我们换一个视角去审视事物，又当如何？结论是，我们会遭遇到缺失。对此海德格尔论述道：“唯当缺失之际，寻视一头撞进空无，这才看到所缺的东西曾为何上手，何以上手。周围世界重又呈报出来”(88)。这便如那把锤子，只有在它手柄断掉以至于我们再也无法使用它之时，我们才会获得一种新的视角，才会意识到对我们的劳作来说它是多么的不可或缺。唯当我们换一个视角去观看这个世界时，世界才会以其陌生的一面“呈报”自身，并与我们照面，由此我们才得以了解和把握这个世界。言及此点，便不能不谈到海德格尔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向死生存”。他认为，“死”为此在的生存本质，而常人的沉沦却是非本真状态的生存。“死”作为一个现象，肯定会并且也确实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现实中，但那都是别人的“死”。按他的说法，人一生下来就在死着，但对我们自身而言，“死”却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因而也就永远只能是陌生的。海德格尔的“死”和常人的亡故并不表征同一本质，亡故是生命现象的自然完结，具有医学和生物学的特征；而“死或死亡则作为此在借以向其死亡存在的存在方式的名称”(284)。从这个意义上说，此在从不完结，因为死本身就是此在的一部分。然而海德格尔认为，“向死存在的意思并不是指‘实现’死亡”(300)，而是“为自己的死而先行着成为自由的”(303)，只有当我们与自身陌生的“死”照面，我们才能向死生存，获得“向死的自由”(306)。只有清醒地意识到陌生的“死”，才能真正明了“生”之本体意义，才能拥有向死的自由，才能真正领悟存在的真谛并自由地筹划存在。在此意义上，在海德格尔那里，视角已然上升到与存在直接相关的本体论层面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