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也使中国文艺理论有了一个新的开端。从那时起到今天，文艺理论已经走过了70年，其间有时起伏曲折，有时辉煌耀眼，几乎在每一个时段，都各有具体的焦点话题，形成各种激烈的争论，也有不少理论上的成果。本文在诸多的理论探讨和争论中，提取三个问题为线索，以期从这三个侧面对这70年文艺理论发展作概略描述。 一 文论资源的层次论 关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形成的资源，学术界有着多种表述。我们曾经有“单一来源”说，认为文艺理论来源于西方；有“双重来源”说，即中国古代的文论加西方文论；有三重来源说，即中国古代文论资源、西方资源，以及“五四”以来形成的现代中国文论资源。现在看来，仅仅说到此还是远远不够的。对中国文论资源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过程，也受特定的理论语境的制约。在回顾过去70年的文论变迁史时，应该从历史过程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资源。实际上，这里所说的不同的资源，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出场的，甚至这种“单一来源说”、“双重来源说”和“三重来源说”本身，也是一些特定时期历史语境下的产物。 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应该追溯到1949年的“文代会”。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全国战场大局已定之时，在解放了的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史称“第一次文代会”)。一些来自原“国统区”的进步的作家，与一些来自原“解放区”的作家，相聚在即将成为新的人民政权的首都的北平，实现了文艺队伍的“会师”。在会上，毛泽东主席即席发表了著名的“我们欢迎你们”的讲话。他说：“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①这里的“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和刚刚进城的人民军队，“你们”是参会的文艺工作者。革命不能没有文艺这一条战线，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所以“我们欢迎你们”。这方面的意思得到了明确的表达，而这是由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这次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通过这个联合会的建立和其他各种工作安排，对“会师”后的这两支队伍进行了合并和整编。“我们欢迎你们”之后，就是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由此开始实现对全国文学艺术工作的全面领导。 这次会议同时也应被视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起点。文学理论的建设，当然不能仅仅是两个方面的人合到了一道，通过整编开始共同工作，而是要实现思想脉络的汇合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理论，实现了两种理论资源的结合。首先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共产党的其他重要领导人的论著和讲话等为代表的、来自原根据地的文艺理论的观点。这些论著和讲话，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产物，也曾受到俄苏文艺理论的影响。有关文艺的阶级属性、意识形态功能，以及推动文艺大众化的进程等方面的观点，瞿秋白很早就倡导。从1927年至1936年的左翼十年中，中国的左翼文艺理论家们从苏联吸收了众多的文艺观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处引用了列宁的语录，还举了法捷耶夫《毁灭》一书的例子。 在50年代初中苏友好的大形势下，各行各业都在向苏联学习，同时，由于面临着怎样让革命的文艺思想系统化，适应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的新形势，也适应大学文科教育的需要这些新的任务，在这一时期，苏联系列的教材开始大举进入中国。曾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诗人查良铮(穆旦)翻译出版了三卷本苏联的权威教材——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由上海平民出版社在1953年至1954年陆续出版。1954年，北京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来华开设文艺理论研究班，1955年，北京师范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柯尔尊开设文艺理论研究班。他们的研究班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当时的年轻学者，例如霍松林、蒋孔阳、李树廉、林焕平等人，迅速参照苏联文论的框架，写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教材。 对待苏联理论的态度，在50年代有一些变化。从50年代前期理论上一边倒，到50年代的后期，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对苏联经验的反思，在文艺理论上也体现了出来。 在1953年的“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说道：“我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工人阶级的作家应当努力把自己的作品提高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水平，同时积极地耐心地帮助一切爱国的、愿意进步的作家都转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轨道来。”②这一“最高原则”的提法，此后就有了变化。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③这是中国人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同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④这一方针为文艺发展、理论探索打开了大门。此后，在新民歌运动和“大跃进”的推动下，毛泽东于1958年3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新诗的发展道路提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⑤到了1960年的“第三次文代会”，周扬的报告就集中论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同时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论题⑥。这种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文学理论教材中的反映却没有那么明显。文学理论教材仍然大体维持了原有的框架，采取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并存的写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