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围绕着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争论。这场至今尚未平息的争论，因为关系到中国文学理论的学科建构而受到学界关注。我在阅读部分重要论争文章中，感到作者在运用一些流行命题时，因为没有做必要的甄别和反思，出现了不少误解。作为献疑，我就当前几个主要的命题，以美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为中心，做一次反思。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文学理论命题，还是社会学命题？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近年中国文论界非常流行的一个命题，被一批中国学者援用来作为探讨文学理论建构的新起点①。然而，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它始终是一个社会学命题。 最早明确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是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M.Featherstone），他用这个命题来定义20世纪后期以来的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如果我们来检讨后现代主义的定义，我们就会发现，它强调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明确分界的消失、总体性的风格混杂及戏谑式的符码混合。”② 费瑟斯通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所代表的艺术的亚文化运动（先锋运动），其动机是消除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第二，从波德莱尔、王尔德至福柯等所倡导的“将生活转化为艺术品”的运动；第三，由当代消费文化生产的符号和图像的潮流浸透了日常生活的肌体，并构成了审美化的新现实。在费瑟斯通看来，前两个层次的审美化预定了第三个层次的审美化，“简言之，唯美主义为当代消费文化预定了一个以模仿和图像构筑的审美化现实”③。 德国哲学家韦尔施（W.Welsch ）更进一步将当代现实在整体上定义为“一种美学的建构”，主张在当代现实中，日常生活审美化“从个人风格、都市规划和经济一直延伸到理论”。相对于其他学者关注表面的、浅层的审美化，他着重揭示的是深层的审美化，即由康德认识论革命带来的认识论的审美化：美学（想象力）变成了认识论的基础。他认为，全社会审美化是认识论审美化的结果。他说：“现代思想自康德以降，久已认可此一见解，即我们称之为现实的基础条件的性质是审美的。现实一次又一次证明，其构成不是‘现实的’，而是‘审美’的。迄至今日，这见解几乎是无处不在，影响所及，使美学丧失了它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④ 韦尔施揭示了现代社会学的一个更深层的理论转型：借用康德以来的美学理论反思和描述现代社会，即社会学的美学化。社会学美学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艺术取代宗教在现代生活中普遍化，并且形成了现代生活的审美化特性。因此，我们不能想象一种主流社会学传统阐述现代性问题时不揭示现代生活的审美化特性⑤。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学中，社会学美学化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倾向。我们可以将这个传统的源头追溯到1863年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⑥ 但是，它的更具学科意义的起点， 是1895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Simmel）提出的社会学美学（soziologische Aesthetik）理论。 齐美尔将现代美学的基本观念运用于现代社会研究，认为社会从个体层面到整体层面，都是按照美学的对称性、远——近距离的相对性、部分与整体的协调性等基本原则构成和运动的。因此，根据他的观点，社会在本质的（而非隐喻的）意义上是一个艺术品。他说：“审美力量对社会事务的影响最活跃地表现在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两种倾向的现代冲突中。无疑，社会主义的确切观念是建立在审美价值基础上的。这些观念包括：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当成为一件艺术品，在其中，每个单独的因素通过对整体的贡献获得它的意义；一个统一的计划应当理性地规范全部生产，而不是听任个人凭着偶然的狂热的努力施惠或危害社会；个体之间恶性的竞争和冲突应当禁止，取而代之的是绝对和谐的工作——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观念都毫无疑问地符合审美需要。无论其他的人是否反对它，这些观念都驳斥了这个流行说法：社会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为了胃的需要。因此，社会问题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美学问题。”⑦ 20世纪以来，齐美尔的社会学美学主导了一个重要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如果说齐美尔是在19—20世纪之交、在现代性语境中开启了这一传统，那么，在20世纪后期，社会学美学发展为研究和描述后现代性社会（文化）的最主要的社会学理论。其中，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Luhmann）的理论特别值得注意。他恰好在一百年后，明确回应了齐美尔“社会是一件艺术品”的观念，并将此观念作为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和阐述的理论核心。但是，与齐美尔以现代性为理论语境不同，卢曼以后现代性为理论语境。因此，与齐美尔强调社会作为艺术品的整体性和对称性机制不同，卢曼强调的是后现代社会与艺术共有的差异、变化和不确定性。卢曼说：“艺术系统在自己的领域典型地体现了社会。它如其所是的反映现实。它显示，当社会开始分化个体的功能系统，并听任这些系统自发的自我操控的时候，它究竟变成了什么。艺术典型地展示了这个情境，在其中，不再依靠过去保障的未来已经变得不可预测。操作的封闭、偶然性的解放、自控组织、多元语境、自我描述的超级复杂性，或者，更为简略和缺少精确性的规范化、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主义——这一切趋向都呈现出现代性的结构性终结的错综复杂的切面。任何人只要感受到这个情境，就会在现代艺术中看到这个现代社会的范式。”⑧ 卢曼的理论突出表明，在现代西方社会学领域，“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根本意义，不是表明在多大程度日常生活被普遍审美化（艺术化）了，而是“审美性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范畴承担着解释后现代日常生活中的不可解释的现象的功能”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