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21世纪就是人们企盼的未来：未来并不遥远，而且简直是屈指可数了，有许多人因此而充满了世纪末的怀旧、哀惋和新世纪的憧憬。细细考察起来，这种现象本身也是颇为意味深长的。时间的纪年方式是人为编设的，世纪纪元是西方的纪年方式，弃绝本上的农历纪年方式而在西方的纪年方式里怀旧、哀惋或憧憬，不也正是西方话语的作用吗？这就暗示着近百年来当代中国人的一种主体命运：一面是主体对传统话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淡忘或弃绝，另一面是西方话语对主体的潜移默化或霸权统治。在理论研究中，主体身份无处不在，从主体的视域想象理论研究的未来，或许会是恰当而有意思的问题。 理论研究与文化处境息息相关。文化处境总处于不断的衍变发展中，人类的文化史离今天愈近，文化处境的衍变就愈剧烈迅速，相应的理论研究也就更为复杂多元。在西方，20世纪形形色色的理论发展是与20世纪剧烈多变的文化处境相对应的。主体也便在其中受到一次次的洗礼：高扬主体旗帜的存在主义尽管受到了结构主义的当头捧喝，但失语的主体又注定会在阐释学和接受理论中使语言成为自己的家园，从而赋予主体不容置疑的阐释意义的权利；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主体自身揭去了神秘的面纱，意在要主体认同后工业社会的平面化、商业化和世俗化；而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则努力要为世界上的弱势群体找回那个失语的主体的说话权利。主体的失语和拯救，作为相互对立又相互催生的两极，始终存在于20世纪的理论研究中。可以说，由于理论研究自身的人文性质，主体问题依然会是未来的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问题。而这种主体的失语和拯救，在21世纪又会和文化处境中的文化现象、文化身份以及自我抒写方式息息相关，我相信，这尤其会是未来中国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理论研究中主体的失语和拯救会发生在日益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在中国，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文学、绘画、音乐、雕刻和建筑等艺术会发生急剧的甚至会是意想不到的变化，伴随着一个日益个人化的业余影视创作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各种音像艺术、网络艺术的出现，理论研究将会面对一个无法从总体上进行综合观照和把握的文化世界。研究对象的零散化和多样化，必将会使理论研究中的主体出现无所适从的失语局面，主体企图以一种单一的理论来规范和解释世界的设想将会成为不可能。这时，理论研究也可能会失去自身神秘的面纱，或许会成为传播媒介中随处可见的东西，其特征是一种无个性的主体研究方式。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极，它并不意味着主体的全方位消融，因为理论研究也会存在着一种不同于流俗的方式，这种理论研究会将自身定位为人文学科的一种功能，其目的是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背后重新找到那个带有本体论性质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人”及其“人格”理想，这种理论研究会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信息时代的良知和理想，它会用实践理性致力于拯救那个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失语的主体。 其次，理论研究中主体的失语和拯救会发生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相冲撞的文化身份的定位里。在中西方文化的撞击中，文化身份的定位问题是困扰过20世纪的中国学人的一个大问题。可以预见，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传统／现代，中国／西方再加上与之息息相关的全球／本土依然会是困扰中国学人，促使其探讨其自身的文化身份的一个问题。全球化起源于传播媒介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和传媒研究，它探讨全球同步传播技术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横跨大陆的影响，它强调当代文化和社会的趋同倾向。无疑，事实上的世界体系一体化，必然会导致文化传统，尤其是弱势国家和弱势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支离破碎。但是，全球化的进程在文化上不可能是无中心的全球各民族的大同，正像澳大利亚的学者西蒙·杜林的疑问：“全球化有一个中心吗？它的名字叫美国？”所以，全球化这种现代化进程，尽管可能是某种形式的“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但它不可能消融所有别的民族文化传统。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世界的一体化会在其自身的话语建构里按照“强权”和“现代”的原则共时地改造过往的和他者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与全球化相对应存在的是本土化的话语、欲望和观念。正如20世纪的中国理论研究，在其自身的深处受到全球化的浪潮的冲击的同时，不可能完全抛弃本土的文化传统而真正融入西方文化中（事实上，有这样的无国别的国际主义的文化吗？）。因此，这注定未来的理论研究所面对的是某种形式的中国—西方的二元文化。在这种二元文化中，一味认同西方的理论研究所造成的主体的失语、文化身份的错位事实上是对十多亿中国人的漠视，是对理论研究的文化处境的误读。当然，对理论研究中的主体的拯救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妄自尊大的本土主义，因为本土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似乎是辩证的。可以说，唐诗、宋词、曹雪芹的小说，它们的本土主义是它自身的全球化，而反过来也对，它们的全球化有赖于它们的本土主义。 最后，理论研究中主体的失语和拯救会发生在理论写作的自我抒写方式里。早在本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学者拉尔夫·科恩就在其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的序言中提出，文学理论的未来的一个方向是“对理论本身的语言及其结构进行分析。因为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组合或许能揭示出与语言、情感以及存在主题未曾预料到的联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译本）他高度评介了西克苏自传性的理论研究及表述方式，认为她以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撰写理论，揭示了写作如何与她自己、与她的家庭、文化、种族身份、性别、异化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在传统的理论研究中，抒写方式是不被重视的，更多地受到重视的是研究对象、研究方式、以及研究成果，语言构筑方式在其中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的。这更多的是一种失语的无个性的主体的自我抒写方式。可以预见，随着文化现象的日益多样化和相应的理论研究的日益零散化和随意化，这种失语的无个性主体的自我抒写方式还会普遍存在，甚至会有泛滥的倾向。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另一极的理论研究将会充分意识到信息时代里自身所接触到的文化现象的有限性（明智的人谁也不会说自己的理论写作是以所有的文化现象为基础并可以概括所有的文化现象的），意识到理论研究也是人的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其意义不亚于传统所说的文艺创作），从而在理论写作中注入自身活泼的生命，这时，新式的理论抒写方式将会体现新世纪的文化语境里主体的拯救的悲哀、欢乐和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