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西文化交融、民族救亡和国家现代化为背景，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学探索，总体上走的是一条曲折、坎坷、最后健康发展的科学化、多元化之路，以至在世纪末终于提出了“有中国当代特色的理论批评学”建设之命题。这条发展之路具体体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从世纪初到世纪末，“理论批评学”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从逐步告别传统的感悟印象式表达，到系统的理论建设的科学化历程，从而与文明的逐渐现代转型保持同步；二是在理论批评学的价值取向上，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经历了一个以“西学”为参照，再到以中国传统文论为立场，进而提出超越中西二元对立、走理论批评学建设的“第三条道路”的思维方式转换过程。如果说，先秦诸子学说的产生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石——儒道释价值体系，那么，五四时期各种观点和主义的盛行，则预示着20世纪中国的理论批评学，开始了一个现代性的、逐步告别传统的生长过程。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理论批评学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1.从王国维引进西方哲学写作《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传达以生命的痛苦体验为内容的文学观开始，到鲁迅的“遵命文学”、“杭育杭育派”、“写灵魂”等诸种文学观的提出，再到周扬在延安“解放社”刊印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建立“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新的“文以载道”功能，其40余年间，中国的理论批评学总体上还停留在译介西方文学思想、以及由这种译介产生的中西文学思想冲突的论争、选择之中。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理论批评学，或多以随笔、言论、文章、文集等散论和杂论形态出现，或多以各种“主义之争”为其展开形态，而还没有或鲜有从容的学科意义上的理论建设。即便有钱歌川的《文艺概论》，张泽厚的《艺术学大纲》，俞寄凡的《艺术概论》、 徐蔚南的《艺术哲学ABC》等理论雏形，其学术影响，也远不及王国维、鲁迅、胡风、郭沫若、陈独秀、胡适等的文学性言论。这种情况，到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蔡仪的《新艺术论》出版，才开始有所改观。这说明，五四期间的多元本质上还没有脱离对一元的寻求，才会产生各种“主义之争”，也才会产生“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这两种依然是从属性的文学现象。“科学”和“民主”虽然是两面旗帜，但诸多理论批评工作者并无心从事理论批评学的建树，这导致严格的理论批评学在4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一个空白，也导致对“科学”和“民主”的过于实用性的理解——为民族救亡和人的解放服务。2.建国后30年间，随着意识形态的统一和一元化体制的建立，理论批评学以统一的模式出现就在所必然。理论在此之所以不是“体系”而是“模式”，那是因为“体系”是以思想的生长及其差异为前提的，丧失了思想活动的“体系”便只能是“模式”。这种模式化的理论批评学的突出标志：一是以政治性、党性乃至阶级性作为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文学超越现实的功能便被遮没了。二是在理论体系上，一方面以“反映论”、“典型论”、“工具论”、“两结合”等来理解文学的本质、形象、地位和创作方法，而鲜有对此的突破；另一方面以“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地位”、“文学的发展”、“文学的种类”、“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创作方法”和“文学批评”为基本模式所建构起来的“体系”，虽初具理论批评学的形态，但却显示出千人一面、大同小异的特点，这就比古代还可以保留个性和风格的“载道文学”更退了一步，并从另一面加速了“文以载道”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式微。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上的改革带来了思想的解放，西方各种理论批评学大量引进，中国当代理论批评学逐步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其实绩有四：一是文学观念突破了政治的束缚，文学的主体性、方法论和本体论逐步得到了强化，并分别在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林兴宅的《论阿Q 性格系统》以及诸多介绍西方“形式本体论”的论著（如李劼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赵宪章的《文艺学方法通论》）中得以体现。其中，1985年作为“方法论年”，是理论批评学的探索空前活跃的一个标志，并提供了诸多经验和教训。二是理论批评学体系呈现多元化的研究态势。除原有的“美学—历史”批评进一步拓展以外，文艺心理学（如胡经之的《文艺美学》）、文学价值学（如程麻的《文学价值学》以及文学批评学（如潘凯雄、蒋原伦、贺绍俊的《文学批评学》）等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丰富了理论批评学的研究格局。尤其是文学的基本原理也出现了专门化的研究态势，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王春元的《文学原理——作品论》、杜书瀛的《文学原理——创作论》的出版，便是一显在的标志。三是理论批评学的审美特性和交叉边缘性得到了逐步加强，小说美学、诗歌美学、戏剧美学、影视美学、形式美学、生命美学、大众美学等门类美学层出不穷。这些交叉边缘性美学的出现，一方面丰富了多元化的理论批评学，另一方面则为跨世纪的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积累了较为丰厚的思想资源。四是对“文学本体”的研究，在摆脱单纯的“反映论”模式后，经历了一个“主体论——形式论——活动论——否定论”这么一个深化的过程。可以说，刘再复的“主体论文学”主要打破了“反映论”的文学模式，但“主体”定位在哪里还是悬而未决的。“形式本体论”暨西方文学观进行这种定位的一种努力，但其缺陷是脱离中国“源流合一”、“形神兼备”的文化哲学背景；“活动论”（参见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试图修补“形式与内容分离”、“作家——作品——读者”分离的缺陷，但难以区分创造性文学活动和模仿性文学活动之差别，因此，“艺术否定论”的提出（参见王岳川的《艺术本体论》、吴炫的《否定本体论》）则试图在上述三种文学本体论基础上探索新的可能。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20世纪的中国理论批评学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自王国维借鉴叔本华之哲学建立其文艺观始，到鲁迅的藉厨川白村抒发“苦闷的象征”，再到徐蔚南借鉴丹纳的艺术哲学写的《艺术哲学ABC》、朱光潜参照克罗齐的美学写的《文艺心理学》，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艺学，可以说基本上走的是移植西方文学理论的道路。所谓中国的理论批评学，某种意义上便只是中国人“写”的著作之同义语，而其思想内涵，并无多少自己的创造。在文化的世界性交流的现代性背景下，在现代化便是西化的思维方式下，尤其在中国人注重在现实层面上寻求心灵依托的习惯下，这种情况应该实属正常，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因为文化衰落而显现的创造力贫困之问题。其原因很简单，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与辉煌，是因为古代文明的支撑点——儒道释价值系统，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而不是拿来的，西方古代文明、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同样如此。因此，王国维后期改攻“经学”，鲁迅在信奉进化论、尼采哲学和遵命文学之后，藉夜空下的枣树表达自己“希望中的绝望”的“悬空”意识，西化派者胡适最后只能前往异国他乡实现自己的理想，均说明以西学为楷模的文化之路和理论批评建设，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现代文化问题与文学问题。这就使很少有学者从事西学意义上的理论批评学建设变得十分容易理解。其次，理论批评学与新文化运动一样，40年代以后很快又走上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的一元化之路，从而暴露出文化建设和理论建设在“不中即西”间徘徊的窠臼。这表现在：文艺学著作中，“阶级性”、“典型”、“经济基础上与上层建设”、“现实主义”等虽然都是外来语，但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表现的，几乎都是政治与道德对文学的要求，即文学载政治之道和伦理之道的要求。从而离西方原意上的“现实主义”、“典型”等相距甚远。另一方面，理论批评学在建国后的30年间，呈现的高度一元化的形态，也体现出中国封建文化对文学的要求。大则从理论模式，小则从文学观念，因为高度的一元化而呈现为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复归，从而中断了理论批评学至五四以后的现代化、科学化之路。某种意义上，少数理论批评学在政治化了的同时，学术意义上的理论批评学便荒芜了，是中西二元对立的直接结果。其直接教训便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虽然不能模仿西方，但也不能以传统的形态来保持其“中国特色”。理论批评学同样如此。再次，80年代以后，学术界均清算了一元论，广泛吸收西方各种理论资源，从而在实践中衔接上了五四以来的“学习西方”的工作。短短的十余年间，理论批评学重复了西方的人道主义（主体论）、现代主义（形式本体论）、科学主义（方法论）、后现代（解构主义）的理论阐释过程，终于在90年代后期暴露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样的问题：与中国当代实际问题脱节所显现的阐释无力症。在理论批评学上，这种“无力症”表现为：西方的理论范畴和方法能否准确地解释中国的文学文本？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匮乏或创造力贫困问题，西方哪一种文学理论可以解决？文学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定位，是否用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便可以确立？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关怀，用西方“彼岸”性的终极关怀行不行？等等。为此，在“国学”和“儒学”兴起的学术背景下，有的理论批评工作者主张重新回到中国传统文论中去寻找资源，或进行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但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如果“文以载道”有明显的局限，那么当代文学是应该消解“文”与“道”的关系，还是重新确立“文”与“道”的关系，文学意义上的“道”又该如何讲？传统文论中所讲的“才、胆、识、力”对作家的要求虽然全面，但是否存在忽略作家的个体思想与个人感受之区别的问题？传统无论中所强调的“个性”与“风格”，对风格多样、但思想贫困的当代文学创作现实而言，是否已经远远不够？“意境”理论能否解释不以“意境”取胜的优秀作品？等等。这些问题，自然导致世纪末的理论批评工作者，有必要将有中国当代特色的理论批评学，建立在对中西方既定的文艺学“双重超越”的基础上。因此，90年代末期的理论批评学，已呈现出对西方文论的反思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同时并进的研究态势。学界有人将此称之为理论批评学建设的“第三种批评”或“第三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