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与大众文化 南帆 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如同许多人意识到的那样，如果从结构意义上描述底层，文化是经济和政治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底层之所以成为底层，文化为之设定了一个基本位置。文化可能是传统、价值体系或者思想观念，而这一切通常包含了一种规训：不同的社会成员如何回到指定的位置，成为一个合格的主体。反之，底层的反抗同时包含了文化的反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为首的一大批作家投身于文化启蒙，改造国民性，首要的意图就是摧毁传统文化的既定等级，将一大批“铁屋子”里的祥林嫂和阿Q们惊醒。 历史上的多数时候，文化与经济和政治之间存有内在的一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人们似乎可以轻易地指出同一个事实的背面：反抗阶级的思想通常也就是一种反抗的文化。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时常被赋予反抗的使命。大众文化活跃于社会底层，拥有广泛的支持者。根据一种直线的推断，大众文化由底层自己生产，种种解放的呼吁、抗争意识和维护自己权益的要求来自底层的觉悟；剥削阶级和形形色色的权贵人物是奴役底层的统治者，也是大众文化的锋芒所向；既然如此，大众文化必然拥有通俗的形式，喜闻乐见的风格是重要特征——大众文化的另一个别名就是通俗文化。遗憾的是，这些纯洁的想象遭到了大众文化现状的嘲笑和打击。从《泰坦尼克》、《终结者》、《哈里波特》到琼瑶、金庸、相互PK的“超女”和如火如荼的博客，大众文化的诸多环节均超出了上述理论框架。众多理论家根据各自的理论谱系重新认识大众文化。他们各执一词，聚讼不休，但是这一点愈来愈明显：尽管经济对于文化的决定作用仍然是一个前提，然而，这种决定作用显得曲折隐晦，甚至大幅度地扰乱生产资料的占有、经济地位、文化类型这种阶梯式的理论构图。简言之，大众文化的考察并非经济问题的简单翻版。底层经济和政治与底层文化之间隐藏了某种程度的结构差异。 大众文化来自人民，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底层并没有成为大众文化的掌舵人。现今，那些质朴的、充满泥土气息的民间文化仅仅是大众文化的一小部分。底层的文化生产能力相当薄弱。含辛茹苦地应付生计的同时，他们腾不出更多的精力从事文化活动。因此，民间文化往往是自发的，小型的，粗糙的，地域性的，因而仅仅处于大众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现今的大众文化通常依托于大众传媒，这是大规模生产和形成产业链的基本条件。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已经演变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里不仅上演种种文化剧目，同时包含了复杂的经济活动——例如版权贸易或者形形色色的广告商赞助。必须承认，从报纸、杂志到电视、互联网，底层均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进行驾驭。因此，无论生产还是传播，大部分的大众文化都是出自知识分子之手。如果说，“底层”被设想为大众文化不言而喻的主体，那么，他们的声音必须由知识分子代言。代言与被代言之间存在哪些紧张？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未彻底解决的问题。无论如何，二者的合作不可能是透明的，合二而一的。不论是将知识分子视为居高临下的启蒙者，还是将大众视为百炼成钢的熔炉，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争辩的焦点。知识分子曾经竭力想象大众的形象、内心渴求和通俗的风格，并且将这种想象投入大众文化的生产。然而，许多时候，知识分子想象的可信程度遭受到巨大的怀疑。这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观点：知识分子并未真正地删除内心的小资产阶级王国，相反，小资产阶级烙印顽强而又隐秘地戳在他们提供的文本之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知识分子笔下的大众“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分子。”换言之，底层能否在小资产阶级意识之中如实地浮现？这是“代言”始终无法祛除的疑虑。另一个遮蔽底层的原因来自大众传媒的运作。大众传媒成为一种产业之后，回收高额投资和利润回报的驱动无不指向了销量、票房和收视率。正如许多理论家指出的那样，这一切常常派生出强烈起伏的戏剧性、浮华的奇观景象和浪漫惊险的情节。这时，匍匐在地的底层往往因为庸常无奇而成为无足轻重的背景，甚至成为省略的对象。这时常引出一个悖论：大众文化的盛大景象之中，大众仅仅是一批制造热闹幻象的被动接受者，他们的主要职能就是购买，然后簇拥在台下欢呼和制造掌声。 底层无法胜任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他们的自我表述无法完整地抵达大众传媒。19世纪至20世纪，一批现实主义理论家力图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提出的理论构图是：历史已经将无产阶级大众推到了前沿，底层已经或者即将成为执掌历史的英雄，同时也必然成为一切文学艺术的主人公。任何一个对于历史足够敏锐的作家都将描绘出这种社会关系的变动——高尔基的《母亲》曾经被视为生动的经典性样本。然而，如今的大众传媒调查显示，这种理论构图已经流产。现在，占据排行榜前几位的仍然是武侠、侦探、科幻故事或者廉价的浪漫剧，如果皇帝和他们的大臣、后妃在电视屏幕集体露面，或者，一批明星之间的恩怨绯闻开始流传于互联网，大众可能爆发出罕见的热情。总之，人们已经发现，底层关注那些远在天边的生活远远超过关心自己。这是底层的空缺吗？另一批理论家宁可认为，这也是底层的自我表述——这些故事汇聚了底层的幻想，是一种集体性的梦幻。尽可能遗忘身边的日子，生活在别处，这是底层对付苦难的惯用方式。种种无意识的转移隐藏了巨大的快感，这也是大众文化拥有巨大接受群体的原因。那些恪守经院主义传统的人没有权利搬出乏味的经典剥夺大众享受快感。理论家甚至认为，快感即是革命的另一种形式。这象征了无意识冲出资本主义文化体制的禁锢，那些无法无天的故事背后包含了反叛的能量。诸如《爱欲与文明》这些著作之中，马尔库塞即是在人们的无意识深处寻找革命的资源，而费斯克——一个被称之为文化民粹主义的理论家——干脆全方位地肯定大众文化。他在大众文化中发现了许多战术性的抵抗。尽管大众文化通常只提供一些俗套的故事，但是，许多故事的局部隐含了叛逆的锋芒。快感不是别的——快感就是对于抵抗的曲折肯定。这或许就是现今底层所能拥有的自我表述形式。 但是，如同詹姆逊这样的理论家可能存在一些更复杂的思想。他愿意正视大众文化提供的快感，不过，他进一步论证快感必须作为总体反抗的一个组成部分。否则，零星的快感很快就会被强大的市场机制收编，甚至成为一种零售的商品。这时的快感将丧失革命的激进性质而恭顺地组织到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之中。即使快感可能寓含了底层的阶级利益诉求，但二者并不相等。詹姆逊对于商品和市场的贬斥显然与法兰克福学派一脉相承。阿多诺等理论家曾经对“文化工业”大加挞伐。他们心目中，商品彻底毁坏艺术的个性。大批量生产和讨好市场必将扼杀真正的文化创造。消费意味了占有，这与美感的体验存在巨大的差距。如果文化也成为市场的俘虏，那么，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资本主义长驱直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