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8-0037-05 在当今时代，由于文化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进行创造和接受，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研究领域的界限问题。作为比较文学教授，当前全球文化的变革和运动促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比较文学的边界，以及它在当今全球媒体文化、诸多可选择的现代性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仍然想要坚守文学在危机时期具有文化变革功能这一信念的话，我们就要把它的变革力量与它在危机时期可能的干预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全球化时代的新比较文学》一书中，我援用了三个引语来论证文学作品的矛盾作用。第一，鲁思·克鲁格尔指出，“艺术与文学的意义如果没有被强行剥夺净尽的话，它能够成为漂泊无居者的精神家园。”① 对于鲁思·克鲁格尔来说，文学给了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四处逃难的漂泊者一个家园或者避难之所。文学是一个想象性的栖居之地，是流浪者一种精神归属的形式。克鲁格尔并未详细说明什么样的艺术或文学能给流浪者以归属感，而是指出，在荒凉的人世中它们即使不能给人一种安全的自我封闭方式，至少也给人一种踏实感。人们像选择其他形式的家园一样选择文学作品中的家园，偶然碰到了，因为在其中感觉到了共鸣或者和谐，就逗留一阵。 第二，玛格利特·杜拉斯指出，“《痛苦》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实际上我不能称之为‘写作’……(因为写它的时候)我的思绪和情感极其混乱，根本无法理清；而同时，面对文学，我觉得惭愧”②。玛格利特·杜拉斯认为她的自传性质的《痛苦》(被误译为《战争》)是超写作的，而称它为文学作品的话，这让她觉得惭愧。在文学写作与精神创伤这种动荡、矛盾的关系中，未经雕琢的语词表现了无法清理的感情骚动与混乱。文学写作与精神伤痛的关系使一种隐秘的、私人的真实感情跃然纸上，这种感情甚至连作者自己都不能怀疑。作为法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杜拉斯为什么会公开声称她的回忆录让她觉得惭愧呢？她给予我们的不假修饰的原生态的日记，不是恰恰体现了语词极其强大的力量吗？ 第三，塞缪尔·贝克特指出，“但我仍然恐惧，恐惧我的话语将不利于我，不利于我的避难，我仍然害怕”③。塞缪尔·贝克特是杜拉斯的同代人，但是语言的这种力量对他的影响不同于后者所受的影响。塞缪尔·贝克特作品中的叙述者和很多超然的声音都惧怕语言的力量，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处逃遁。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它的批判功能。如果存在着某个避难之所，那肯定是在语言之外的，只有不严格区分圈内圈外的地方才能成为避难之所。贝克特的处境标志着一个即使不是写作与个人崩溃之间，也至少是写作与自我写作之间存在着差别。然而，这种处境标志着写作是一种矛盾的征服形式，而不是一个有益的融合；是一个语言的囚牢，而不是一个家园或避难的去处。 我之所以在著作中使用一些引语，目的是为了突出表现文学对个体作家或读者的独特影响以及对文化和社群的拓展。要研究文学作品在当今世界的作用，不但要看它怎样起作用，而且要看它怎样感动并改变我们，看它怎样变成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所说的“他者”和“世界”④ 的文化实践。我曾在我的作为文化接触的阅读理论中论证过，文学非常适合扮演“过渡空间”的角色，它能协调主体与文化、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意识与无意识、不同文明与历史之间的界限问题⑤。这种界限不但产生知识与全球文化产品，而且也会对全球文学市场流通中的情感经济进行干预。在这些限定性因素中，人们可以将文学过渡空间的两种最基本的功能界定为“抵制作用”和“推动作用”。广义的抵制作用包括质疑固定的认识论，推翻僵化的心理定势，废除顽固的关系模式，或批判已老化的陈词滥调。反之，推动作用则与可预见的未来相关，因为它接纳所有的不可知、无意识及所有的存在与不存在的他者。由于既关注主体性又关注主体，文学对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影响。它有利于共享的文化和跨文化空间的形成，有利于两者彼此的互动。 文学也构成一个跨越国家和超越国家的想象空间。作为比较文学学者，我们阅读文学作品——甚至某些特定社群的作品——不局限于某个国家、或直指身份政治的作品，而是强调文学在民族、文化、心理和灵魂之间的基本的流动性。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杜博伊斯或西尔科的“双重意识”，将其作为新比较文学的方法论规则。当我们把文学文本看作是历史的、文化的或民族的产物时，我们也把它看作是对这些限制性的现状的突破。文学仍然是改变自身所由产生的文化环境的内部批评的一种媒介。或者，用杰弗里·哈特曼的话来说，“它存在于它所批判的对象之中并试图从中分离出某些抗体”⑥。文学和艺术创作越来越多地采用跨文化和超文化的形式。比如，新巴勒斯坦—以色列戏剧和安娜·戴维亚·史密斯的对话性的跨文化表演。这种新的艺术产品超越民族的冲突与暴力的历史。 安娜·戴维亚·史密斯这样描述她的多种族与跨种族的剧本：“我不得不开始这样一种尝试，即从他人的观点……来看待种族地理学，将自己进行略为不同的定位，尽量少从自己的内心感情出发，甚至少从本能的反应出发，而是更耐心，更退一步，退一步，退一步，再退一步。”⑦ 安娜·戴维亚·史密斯用她自己的身体和语言作为跨界行动的媒介。与之相对照的是，我和西蒙·奥狄斯目前正在合作撰写一本名为《火的孩子，水的孩子》的书。在书中，我们用对方的故事来唤起那些自己无法记起的回忆，从而把我们个人的记忆转化成一种产生于文化跨越的、新的文化交叉的综合记忆。在既有差异又有相似之处的跨文化双重视角中，根据另一种文化的不同情感表达系统和记忆系统的经济学，一种文化记忆的再书写就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