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理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茂增,广州大学教授,从事文艺学研究(广东 广州 510006)。

原文出处: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当前关于新媒体语境下文学理论教学问题的讨论,主要从技术的层面展开,这显然没有切中要害,因为新媒体对文学的影响,决不是简单的工具、载体意义上的影响,而是直接关乎文学的根本性问题。新媒体文学乃是一种全新的文学样态,现有的文学理论已无力对新媒体文学做出有效的解释,对新媒体文学的偏见和误解反映了文学理论的深层危机。文艺学要恢复其相对于其他文学学科的“元学科”地位,就必须基于当前新媒体文学的现实,对文学进行重新定义,并建构一种历史化的、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1 年 1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1)05-0057-10

       在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新文科建设热潮中,“新媒体语境下的文学理论教学”无疑是文艺学学科建设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但和新文科建设主要“围绕新技术导致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方法、人才培养和教学方式的更新等展开”[1]的总体情形相一致,当前文艺学对新媒体的讨论,也主要是在技术的层面展开,这显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这当然不是说,对文艺学来说,技术层面的建设不重要。恰恰相反,就笔者有限的观察,在技术融入方面,文艺学是远远落后于相邻学科的。就在写作这篇论文的过程中,笔者在网上看到“全国首个沉浸式虚拟仿真思政课体验教学中心在北理工落成”的消息。据介绍,该中心“针对VR技术特点,充分运用镜头语言,改变传统叙事教学模式,将教学内容编入历史事件的展示过程之中,让学生在‘视听触’的虚拟仿真环境中体验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学生“才迈出嘉兴南湖上的小红船,就能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既可以“站在李大钊、陈独秀身边”,也可以“听老校长徐特立讲授红色校史”。[2]不要说这种需要多部门大力支持,同时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高大上”项目,即使在最基础的慕课、金课、数据库建设等等方面,文艺学其实也并没有特别亮眼的成绩。在网上,文艺学的课程资源远不如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学科丰富。不过,即使如此,笔者依然认为,技术层面的问题,对新媒体语境下的文艺学学科建设来说,是一个外在的、第二性的问题。因为,作为技术手段的新媒体,对于所有的新文科来说,都是一样的。从理论上说,只要愿意做,文艺学只要把相邻学科的技术、经验挪用过来就可以了。

       新媒体对文艺学,显然还有更特殊、更深层、也更重要的影响。质而言之,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实践,新媒体文学正在动摇文艺学的根基。事实上,基于因特网、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新媒体的新质文学早已将现行的文学观念、标准、方法、体制等冲击得七零八落,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正在生成。作为文学各分支学科的元学科,文艺学理应自觉直视当下日新月异的文学现象,并从理论的高度给予解释,以便为文学的各分支学科提供理论引导,这既是文艺学的基本义务,也是其走出失语状态的大好契机。但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如此生机蓬勃(当然也泥沙俱下、问题丛生)的文学生态,当下的文学理论却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高傲与麻木。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作为代表当下文学理论研究之公识的文学理论教材,要么依然顽固地坚持陈规旧说,视新媒体文学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低级形态的文学,要么对新媒体文学视而不见、不着一字。比如,在当前使用量最大的几种文学理论教材,如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马工程教材《文学理论》中,新媒体文学都没有能够获得一席之地。

       对新媒体文学的视而不见,使得文学理论日益失去了介入文学实践的活力,转而成为一种完全学院式的知识生产。因此,毫不意外,相邻学科已经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在题为《边界与危机:“当代文学史”漫议》的文章中,李杨写道:“‘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一直存在多个盲区,如……1990年代以后兴起的影视艺术、科幻小说、网络写作、非虚构写作等……对‘中国当代文学史’进行有效反思,必须通过对‘文学史’乃至‘文学’的‘问题化’与‘历史化’,对其进行‘知识考古’和‘知识谱系学’的追踪。”[3]表面上看,这是当代文学学科的自我反思,但显然隐含了对文艺学的批评。这就使得对新媒体时代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思考成为了必须。

       一、雅俗或新旧:来自新媒体写作的挑战

       文学理论教材对新媒体文学的无视,表面原因是:新媒体文学作为一种大众化、通俗化(低俗化)、娱乐化、快餐化的低级形态的文学,至少就目前来说,还没有产生出足以和传统文学相媲美的作品。但深层原因毋宁是:新媒体文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样态,完全突破了旧的文学观念,既有的文学评价标准、方法,根本无法对新媒体文学作出有效的解释。

       用不着为新媒体文学的种种问题进行辩护,但必须指出,新媒体文学的许多问题,在印刷文学中都同样存在。雅俗共生从来就是文学生态的常态,对印刷文学而言,经典作品的生成,同样是以大量低俗作品的存在为前提的。从历史看,当下对新媒体文学的指责,印刷文学都曾经经历过。比如,晚清小说勃兴之时,就曾被卫道之士指责为诲淫诲盗、伤风败俗。即使当初将新小说抬举到无上位置的梁启超,后来也痛心疾首:“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循此横流,更阅数年,中国殆不陆沉焉不止也。”[4]既然新文学能够从当初被认为是洪水猛兽的白话文学中生长出来,又有什么理由断言新媒体文学不能生长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呢?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就像新文学虽然使用的是和中国古典文学一样的汉字,但新文学其实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古典文学的崭新文学一样,当下的新媒体写作,又是一种完全无法用既有文学观念加以衡量的全新的文学。

       首先来看新媒体写作对作者/作家理论的颠覆。

       现行文学理论强调写作是神圣之事业,是少数具有特殊禀赋(天才)或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的专利;文艺创作是一种不可以常情常理加以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神秘色彩的创造性活动;创作过程遵循“积累—动机—构思—创造”之类特定的规律。很显然,对作者/作家的诸如此类的理解,完全不适用于新媒体文学。在新媒体时代,拜移动互联技术所赐,作家的特权被打破,传统的出版制度不再成为制约作者发表的门槛。任何一个有写作冲动的智能手机用户,都可以随时随地发表自己的所见所闻、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因此可以说,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作者,人人都是潜在的作家。不要以为这种无门槛式的写作只是降低了文学写作的品格,抛开其显而易见的对社会参与的推动不谈,即使按照传统的文学观念,其意义也不可小觑,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新媒体写作实现了古典作家梦寐以求的写作自由:如果一位写作者既不想进入固有的文学体制,也无意于在资本市场获利,那么他就既不用揣摩编辑的意图,也不用迎合读者的胃口,从而使其写作成为一种真正的无功利的写作。另外,新媒体文学的业余性使得写作恢复了与现实的直接关联:写作不再是专业作家坐在书斋里的玄思冥想,而是城市白领、工厂女工、进城农民随时随地的有感而发。惟其如此,尽管这些业余作者的文字可能的确缺乏应有的精致、典雅,却自有其特有的生气和力量。在这方面,靠一篇《我是范玉素》而走红的范玉素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范玉素只是一个普通的城市打工者,但是从小爱好写作,无论生活如何艰难,都没有放弃读书和写作的习惯。但即使成名后,她也并不奢望,或者说不屑于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在她看来,打工、当保姆、下田劳作才是真实的生活,在这种生活基础上的写作才是真正的写作。由范雨素例子,或可断言,在不久的将来,职业的作家将不复存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