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及跨学科的可能性(笔谈)

——文学史与思想史

作 者:

作者简介:
贺照田(1967-),男,黑龙江同江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人员 中国社科院 文学所,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4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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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6-0005-06

      与既有强势西学潮流作背景、又有时代课题需要的文化研究的勃兴不同,文学研究领域诸多学者转向思想史研究这样一种越来越受瞩目的现象,则既无西学强势潮流背景,似乎又无明显的时代课题需要。所以,应如何看待此一现象便不能不在文学研究圈子中引发不同的议论:一种是自豪,把此一现象当作文学研究领域积蓄起的高度和能量的自然外溢;一种是担心,跨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又想有成功表现谈何容易。任何一个较成熟领域的成功研究都离不开一些特定的专业训练、意识品质和足够的知识积累,现在这批文学研究者半路转出去,能取得一直从事此专业领域研究的专家认可的成绩吗?第三种议论则是面对此一趋势和文化研究潮流所引发的,看到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在选择论文题目时都欲选择非文学题目,他们担心此种趋势继续下去,可能出现文学研究者不再关注文学的结果。

      这样一些谈论触及了问题的一些层面。不过,在我看来,它们却没能触及到此一现象所蕴问题最核心的层面,就是此一现象中的相当一部分学者,他们之所以转向,并不是认为文学研究领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他们的课题了,而是相反,其内在驱动力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把握和思考文学课题。

      文学研究者都知道,一个作品的产生,至少和作家的生存感受、社会文化历史感受有关;和他们所承受的文学传统、所能驾驭运用各种文学要素的能力有关;此外,还和他所设定的目标追求有关。因此,开展充分有效的文学史研究,不可能不同时思考和面对这三方面的课题和这三方面课题间的关系。

      以这样一种省察角度衡量我们现在通行的文学史研究,便会发现现行的文学史研究有着一些薄弱之处。这些文学史研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所谓史的部分:作家传记,相关制度、风俗等等;一部分是所谓文学部分:作家所承受的文学传统,所特别加以运用的文学要素,他的美学追求、他独特的美学贡献等等。

      对这种文学史模式,一种常见的指责就是,它不特别处理作家写作时目标设定常常受美学之外的政治、经济、伦理、宗教、知识、思想等因素影响问题,且当作家对这些目标的关切压倒其对美学目标的关切时对这些问题仍轻描淡写。不过,以我观察,很多转向思想史的文学研究者,并不是仅仅因为知识面关涉而拓展着自己的研究视野这样一种单纯逻辑在推动其转向。因为,一方面,文学史研究确实应该有自己的关怀重心,不必这么倾全力于思想史;另一方面,除密切注视其它相关领域的相关成果外,随着文学史研究自身进展的需要,“史”的研究这一部分早已大大拓宽,不仅对作家生平的研究越来越细,而且,从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社会史、制度史、风俗史、学术史、思想史、传播史等审视、考察文学史的专题研究也正处方兴未艾之势。显见,这些人的转向决不是一般的知识考虑。而是和他们对现有文学史研究弱点的认识有关,和如何努力才能有效克服这些弱点的初步思考结论有关。

      比如,我们在从这些外部角度观察文学时,观察注意点主要在一种显而易见的关联。像李白作品中的道教因素、科举文章体式对文体流变的影响,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小说的成长变迁等等,而没有考察至政治、经济、制度、法律、伦理等因素对被认为文学史中最最纯粹的那部分要素间的影响和塑造关系。文学作品中直接对政治、经济、宗教等逻辑的鼓吹是容易被我们一目了然的,因此也便很难对训练有素的读者发生有效影响,但一段看似“自然”的抒情,看似“自然”的美的抒写,看似“自然”的幽默叙述,却极易在读者的放松警惕中,参与着把读者的感受机制和重心向对某种政治、经济、法律、制度逻辑等有利的方向定型。

      这表明我们还缺少对文学性本身的进一步考察和审视能力,而这造成我们文学史研究两方面的薄弱:一是在如何从深层有力地把文学史研究中“史”的部分和“文学”部分加以有效打通方面缺少能力;二是对文学在一时代实际所居位置和所起作用,也不可能有一种真正富于启发性的分析。因此,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便出现了如下现象,比如在当代文学的讨论中,一方面是对坚持文学性行为的反复称颂;另一方面,由于对该如何讨论文学性问题本身缺少思考,对文学性的勾描便只能是大而化之的,先是被界定为和政治划清界限的抵御意识,后被界定为抵抗市场的姿态和立场。此种评价逻辑的通行和它本身的无启发性,清楚显露了不能进一步找到有效考察审视文学性本身的途径,和对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造成的制约性后果。

      只有明了此一问题,才能真正明了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转向思想史研究的真正原因。因为他们转向的目的正是试图为进一步思考和审视文学性本身作准备。在他们的思考中,文学性的获得既非和政治、经济、宗教、思潮、知识逻辑相统一的结果,也非与它们有意识对抗的结果,而是在于作品是否细腻准确有力地呈现出了一个时代中人们感受世界的特别性和复杂性,并在此种对感受世界所存问题的显示中,揭出疗治此问题的富有启发性的途径。

      这样一种文学性界定方式,必然要求文学史研究者找到一种方式去接近和理解这一时代人们真正的感受状况。在摸索中,他们渐渐地发现,考察一时代不同思想逻辑和观念既互相冲突又相互纽结的关系,是切入某一时代精神世界和感受世界的有效途径。而一旦以这种切人工作为背景,我们便有了对该时代文学的文学性问题进行更进一步考察的基础了。

      所以,在根本上,不少文学研究者的思想史转向,跨学科只是其表,骨子里则是为更复杂、更有效思考文学问题进行有意识的“曲线救国”。但也正因为这种文学关心,使得他们在把思想观念史作为切入时代人们感受世界的途径时,也揭示了不少为传统思想观念史研究所忽略、但对准确把握一时代思想和观念的史实必不可少的真实历史要素。而这正是许多文学研究者的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备受学界关注和肯定的关键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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