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丁晓原：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和跨文体性，生成它的诸多特异之处。在文学已经普遍地边缘化的今天，作为“公共写作”或社会写作的一种特别的型态，报告文学似乎是例外地依然处在人们视听的某种中心。无疑，报告文学是现在文学总体格局中重要的一种存在，对它的论说评价不少。有的认为它正在“枯竭”或将要“消亡”，有的主张以“纪实文学”替代“报告文学”，有的则为报告文学的创作实绩而叫好，不一而足。这里的笔谈，从报告文学与现实的特殊关联，从报告文学的独特功能，论证报告文学的存在价值以及成为新世纪强势文体的可能性；就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低俗化”的现象、出现的原因作出描述和分析；针对由“不虚构，无以文学”而否定报告文学的观点，从理论上分析其谬，并从正面解说报告文学的文学构成。我们对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有理由保持乐观，但同时对它存在的问题也应予以正视。期望有更多的同好关注研究报告文学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5)01-0003-05 一度曾经低迷的报告文学，经过20世纪90年代较长时间的盘整，开始以新的姿态进入新的世纪。虽然，当下不见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出现频次颇多的报告文学的“轰动”，但是在成人阅读中，报告文学的阅读成为他们阅读总量中份额最大的一类，这已经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了。据浙江省作家协会郑晓林在一次会议上说，2004年浙江读者（我想主要应是成人读者），读得最多的文学作品大多为纪实类作品，其中读得最热的是《中国农民调查》《中国新教育风暴》等几部报告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2004年是报告文学年。这一年是报告文学三大奖，即鲁迅报告文学奖（政府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学会奖）、“正泰”报告文学奖（应该设计为读者奖），同时开评的年份。报告文学成为为文坛和社会广泛关注的一种重要文体。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中，对报告文学的存在作出另一种估价的声音，还是“分贝”很高地发出了。影响听闻的“异声”主要有三。其一来自作为报告文学重镇的《当代》。2003年第5期《当代》在推出邓贤《中国知青终结》时，作有按语道：“最初是想把真的写得更真，运用了假的手法，才有了报告（纪实）文学。遇到麻烦，又把真的说成假的，天常日久，就真成假的了。然而，在读者当它是假的同时，站在侵权官司的被告席上，法官总当它是真的。于是，歌功颂德的赞美文学和无法查证的匿名隐私文学，就成为报告（纪实）文学的必归之路。”《当代》的编者由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突出的问题推延开去，以至于将报告文学作差不多全盘的否定。其二出自批评家李敬泽之口：“有一种文体确实正在衰亡，那就是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在遗忘中，它老去、枯竭。”（《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其三由上海学者吴俊道出。吴俊在2004年1月18日出版的《文汇报》发表了题为《也说“报告文学”身份的尴尬》的文章，推断：“我相信，报告文学之名及其所指，终将会消亡。” 报告文学创作中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指认这一文体必将“枯竭”或“消亡”，这大约只是一种感情用事式的非理性的“诅咒”。这种批评现象的出现，或导源于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的以偏概全，或导源于言说者根深蒂固的先在的文体尊卑观念。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对报告文学持激烈否定观点的评论家，大多来自圈外。他们更多的是在小说批评领域内有所建树，因而或许更看重小说文体，而对报告文学也许知之无多，并且存有固化了的偏见。如果熟稔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如果充分地关注了报告文学的现实存在，如果深入地感受到了报告文学独特的文体功能，那么对报告文学就会作出更符合本真的理性的估价。在我看来，在新世纪的文学格局中，报告文学不但不会枯竭消亡，它还有可能成为一种强势的文体。 报告文学的发生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一种“时代文体”，它是基于特定时代而应运而生的特殊文体。正如现代文学家茅盾所说的一样：“每一个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地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这都是‘报告’所以产生而且风靡的根因。”（《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今天的时代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在20世纪与21世纪嬗替之际，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而深入的转型的进程中，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锐不可挡的大势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并且将继续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具有历史性的变动。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时代。报告文学作为一种非虚构的、只能对客观实在进行选择的艺术，它以对历史性现场的触摸与近距离的摄照，为今天同时也为历史，真实地全景地报道或存活社会变迁中风云际会的具有情思意味的人物、事件、现象等诸种存在。当下无限壮阔、无限丰富、无限复杂的社会现实，为报告文学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感人的或恼人的题材。这是一个报告文学大有用武之地的年代。在这样一个对报告文学来说充满着机遇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没有缺席，特别是一批跨世纪的报告文学家如卢跃刚、赵瑜、何建明、杨黎光、李鸣生、黄传会、王宏甲、邢军纪、徐刚、陈桂棣、胡平、张建伟、王光明、长江等，他们以报告文学家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被著名学者何西来所指说的“大智慧”，突入现实生活的前沿现场，采写了一批无愧于时代也无愧于报告文学的优秀作品，在世纪之交文学的园地中高擎起了报告文学的大旗。长江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跨世纪的伟大工程，《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等报告文学从不同视角对它作了具有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深度报道。神舟飞船的发射成功，将中国人千年的梦寻化为现实，《风雨长征号》《大漠飞天》《中国航天员飞天纪实》等航天题材的报告文学“集束”刊发，一时成为报告文学创作中一道亮丽的风景。2003年春季暴发流行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以其特有的重大性和特殊性，必将在国史中留下一页。人们谈“非”色变的可怕情形，众志成城、全民抗“非”的感人场景，也会嵌入民众记忆的深处。当此艰危时刻，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以及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写作了不少真切感人、同时也耐人寻思的作品。“非典”造就的非常态，凸现出社会与人性的独特镜像。这在《北京保卫战》《瘟疫，人类的影子》《国难》等作品中被留存着。这些作品既有全景式的总览，也有纵向的历史溯源，更有基于作家自身体验的细部的特写性的呈现，为后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存活着差不多是关于“非典”原生态的细节。对于以上这些重大的现实题材，报告文学以外的其他文体不是没有反映，但是像报告文学这样容量深广、气势宏大的作品不是很多的。报告文学正是在这种文体比较中显示出它的特别的价值的。这样表述并不意指否定其他文体，而只是表明在真实而又快捷并且能有较大规模地反映现实重大题材方面，报告文学确实具有其他文体所短缺的特殊优势。这是我们应该予以承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