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随着女性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女性研究正式进入学科体制。到70年代初，仅在美国就已经形成了以“六百三十个左右的女性研究专业、八十个以大学校园为中心的研究机构、数十个职业委员会以及上百个女性主义杂志和出版社”为架构的完整学科局面①。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女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话语和运动实践两个层面上引导着女性研究不断向前推进，在持续理论化、系统化的过程中，它同其他文学批评方法一起构成了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心内涵，成为大部分文学理论教科书和工具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章。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理念源于女性解放运动发展进程中提出的关键术语和政治主张，在重新解读经典文学作品、撰写女性文学史、梳理女性文学特点等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和认知视角，对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文学教学以及文学研究都起到一定程度的匡正作用。无论对于社会观念形态还是文化的外在表象，其批判性、挑战性、颠覆性的姿态都为人们认识变化中的社会生活和发展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树立了新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以及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视野。 在诸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之中，“女性书写”理论尤为引人注目，它是女性主义批评者寻找到的新的批评话语，并成为支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理性的唯一重要前提。如果回溯人类历史，人们会发现女性的书写经历一直伴随文明的进程，即使在男性规范并记录的文学史中也有记载和体现。西方文学史载最早的女诗人是古希腊的萨福，其抒情诗作虽然绝大部分仅剩残篇断语，但仍被公认为可以同荷马的文学成就相媲美；在东方，根据阿拉伯民间传说改编发展而成的《天方夜谭》，则讲述的是一名叫做山鲁佐德的女孩如何凭借高超的讲故事能力感动了国王，并因此拯救了千万女子的生命，这是人类最早对女性言说能力的称颂。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讲仍然是男人的历史(his story)，女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由于父权体制和观念的规约变得有限、隐性而边缘。伍尔夫曾质疑，如果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她的写作才华是否会有同样的机会展示②；波伏瓦也曾询问，如果梵·高是一位女性，她的艺术天分是否会赢得同样的认可③。人类文明史上为什么没有女艺术家的疑惑曾引发学界热议，对于女人的历史(her story)所做的构想则到20世纪70年代才全面展开④。而直到十年之后，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女性文学史才首次被权威学术出版社出版：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格巴(Susan Gubar)合作编著的《诺顿女性文学选集：英语的传统》(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The Traditions of English,1985)汇集了一百七十余位用英语创作的女作家及其作品，迅速荣列高校女性研究课程的必读书目和研究资料。虽然这部著作使众多未被传统文学史记载的女作家及作品正式进入文学经典的行列，首次系统、全面地梳理了女性英语文学创作的发展轨迹，其重构经典的历史意义显而易见，但在当时仍然招致许多男性批评家的嘲笑⑤。两位编著者后来又编辑出版了《诺顿女性文学选集：20世纪初年迄今》(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Early Twentieth-Century Through Contemporary,2007)，作为前一部文集记载的女性文学史在20世纪的延续。在21世纪，又出现了三部由权威学术机构出版的女性文学选集：由霍尔斯坦(Deborah H.Holdstein)主编的《普伦蒂斯·霍尔女性文学选集》(The Prentice Hall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2000)、由德席泽(Mary K.DeShazer)主编的《朗曼女性文学选集》(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2000)和沃霍尔—唐(Robyn Warhol-Down)等主编的《女性的世界：麦格劳-希尔全球女性英语作品选》(Women's Worlds:The McGraw-Hill Anthology of Women's Writing in English Across the Globe,2007)。前者侧重20世纪女作家作品，后两部文集则以所选作家和作品覆盖的地域、时间、文化的跨度见长。以上几部令人叹为观止的女性文学选集，外加数十部以国别、区域、文学类别等标准分别选编的女性文学选集，几乎囊括了女性文学创作历史上所有标志性人物和代表性作品，至此，女性的书写史全面体系化、学科化、主流化，女性作家和作品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经典和文化遗产。 然而，这样规模宏大的修正经典的态势并不能掩盖女性书写过程的局促和限制，文学批评仍然需要开发出合适的术语为女性创作正名。当伍尔夫坐在书桌旁撰写那些脍炙人口的散文和小说作品时，她曾经受到双重观念的困扰：其一，她受制于当时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主流定位；其二，她无法真实描写身为女性的生活经验。前者塑造的“家中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应该被杀戮，后者构建的篱墙则很难逾越。伍尔夫明白，女性必须同很多幽灵作战，必须克服许多偏见，才能同男性一样自由地写作⑥。为克服这些幽灵的桎梏，文学批评家必须发明一种理论话语简约地阐释女性创作的独特经历，浓缩地概括女性创作的独到特色，“女性书写”的概念因此应运而生。但是，这一力图为女性创作正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核心概念，从诞生起就蕴含着根深蒂固的悖论，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处于从未停歇的争议之中。笔者认为，正是此种悖论构成了女性主义理论生产的内在矛盾和持续困惑，同时也导致该理论在旅行中的误读⑦，因此有必要将其呈现并加以论述，以便为学界提供一种致思的论域。 一、女性书写的命名与翻译对接 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肖瓦尔特在《迈向女性主义的诗学》(1979)一文中提出“女性批评学”(gynocritics)的概念，这一概念既假定了女性书写的合理存在，也试图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理化。她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必须同女性作者相关，其研究对象应该包括“女性创造力的精神动力学；女性语言的语言学特征及问题；女性个体或集体的文学职业发展轨迹；文学史；当然还包括对特定作家与作品的研究”⑧。她主张生产文本意义的女性应该得到批评的关注，女性文学的历史、主题、题材和结构应当成为批评的内容。两年后，她在《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1981)中继续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倡导的女性书写有助于讨论女性写作、重塑女性价值以及构建差异的批评模式⑨。 肖瓦尔特文中所谈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西克苏、克里斯蒂瓦和伊里加蕾——是“女性书写”的坚决倡导者和实践者，这一术语在法语中的最初表述是“écriture feminine”，集中讨论其内涵的文章是西克苏的《美杜莎的笑声》(1975)。西克苏把女性书写同女性身体的再现相联系，主张女性作家应该感受自己的身体，书写自己的身体：“女性必须通过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出蕴意丰富的语言，摧毁隔阂、等级、修辞话语、法规条文……”⑩创作传统上，西克苏提倡女性从母亲的馈赠汲取灵感，用白色墨水书写；在创作类型上，她认为诗歌最适合女性写作，这不仅由于诗歌通过潜意识获取力量，而且由于潜意识这个无限的异域空间正是被压迫的女性得以生存的地方(11)。克里斯蒂瓦则把语言的意指过程划分为两种模式：“符号的”(the Semiotic)和“象征的”(the Symbolic)，前者代表话语主体的欲望动力和身体能量，后者代表通过符号系统(象征、语法、语义)再现的语言逻辑。这两种模式并不是对立分离的，而是辩证地相互交织在一起(12)。事实上，情感的宣泄和欲望的表达往往最终投射到象征语言的秩序中，而承载意义的逻辑语言又常常受到欲望的牵制。她运用双排栏的排版方式——左侧代表身体的言说和欲望的宣泄，右侧代表运用象征等符号系统的语言逻辑——试图让读者明白她对语言特征所做的上述区分以及两种语言模式之间的制约和互动。像西克苏和克里斯蒂瓦一样，伊里加蕾也主张女性应该彻底摆脱父权文化施加在女性身体上的禁忌，在传统女性角色之外寻找意义和价值，挑战和打破哲学话语，“只要这种话语为所有的他者制定律法，只要它构成话语之上的话语”(13)：“女性的‘解放’要求改革经济体制，因此也有必要改革文化以及文化的运作机制——语言。没有这样一个对于文化一般性规则的解读，女性就永远不会出现在历史中。”(14)同西克苏一样，伊里加蕾也把注意力聚焦在女性的身体：如果说男性的快感主要来自视觉，女性的快感则更多来自触觉(15)，她倡导“作为女性言说”(“parler-femme”，也曾译为“女人腔”)，女性首先要成为言说的主体，然后才能表达欲望和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