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1)02-0020-06 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可谓是对古今中外从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入手，来考察、认识、提出、解答文艺问题的一切研究之总称。这一理论具有的内在统一性及能够作为其总体特色、派别标识的，是一个本体论信念，即“文艺是现实(生活、自然)的真实再现(摹仿、反映、认识)”。而跨过这个本体论，我们不难发现，其理论内部有着正相对立而不可调和的两种价值论，一是“文艺低于现实”论，另一是“文艺高于现实”论。这两种价值论在当今的文艺研究中已不像上述本体论那样，均鲜见被人讨论评说，似乎它们只是附加于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之上而无关宏旨的个人性偶见。其实，不惟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在任何一种文艺理论中，其本体论与其价值论之间都有着可以互推或互证的紧密联系，或者说有一种关于文艺与一定事物之关系的文艺本体论，就必然会有一种“高于”或“低于”或“不可比”的文艺价值论。因此我们以为，探寻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内部两种不同的价值论——它们由此提出的根据，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正确认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而且以之为个案，能促进我们深入思考文艺的本质及文艺理论研究的特殊性或学科归宿问题。 一、“文艺低于现实”论 历史上，最早提出“文艺低于现实”论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众所周知，在柏拉图的理论中，宇宙是由三种性质不同而依次派生的事物所构成，其一是本真的精神性实体存在，他将之称作“理式”；其二是“理式”的投影，即物质的现实世界形态；其三则是对物质的现实世界之摹仿的文艺，也就是“理式”之“影子的影子”。对此他曾以“床”为例说过：“床不是有三种吗？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创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1]这里所谓“画家制造”，即是对木匠的产物做外形“摹仿”。如果说“木匠制造”是以物质材料来(象征性)显现“床”的理式，那么“画家制造”则是用色彩颜料来再现木匠的床。而木匠制造的物质的床，在柏拉图已属于对那精神性实体之床的摹仿，所以画家制造的摹仿品，即是“摹仿的摹仿”，其与精神实体的东西“隔着三层”。柏拉图除了如斯看待绘画，亦对诗歌作如是观。如他说道：“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1]84“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模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1]76为何对于现实事物做毕肖摹仿的文艺，产生的只是一种“影像”而不可能呈现“真理”？这在于，柏拉图是以现实事物的共相或抽象同一性为真理(理式)，从而将具体个别事物以及对之的摹仿即看作那普遍性或抽象同一性之真理的投影。这也就是说，在柏拉图，现实事物的共相不是在现实事物之中，而是在它们之外(之上)，并且这共相作为真理的东西是永生不灭的实体，现实事物则是有生有灭的一如影像之物。所以共相与殊相之间即是原物与仿品、实体与影像的关系。进而言之，柏拉图不仅以他所谓的真理为宇宙的唯一真实存在，而且将之视为价值论上最高级的东西。这样，当物质的现实世界低于精神性“理式”实体，作为“影子的影子”、“摹仿的摹仿”的文艺无疑等而下之，更低于外在现实。换言之，对于柏拉图来说，宇宙中唯有“理式”或真理值得人珍爱和追求，文艺既无真理性亦不能传达真理，因而毫无价值。这从主体的方面言之就是，通往或能够掌握宇宙真理的理性(认识)，是唯一属于人性而高尚的主体本质力量，文艺作为一种对物质现实的外形摹仿，不过是人从他的低级的感性出发，为满足这一感性需要进行的制作，所以它对于人获取真理、培养高尚理性有害而无益。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柏拉图要将摹仿的有害的文艺逐出他的理想国，“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由此可知，柏拉图对文艺的认识和否定，是建立在他的宇宙真理论和理性至上论之上的，因而他是认定真理与文艺势不两立、人的理性与其感性水火不容，人应当存理性而灭感性，求真理而弃文艺。 笃信和力证“文艺低于现实”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是俄国19世纪的民主主义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车氏在宇宙论上信仰唯物主义，在他看来，人世间真正美的事物存在于物质现实之中，最可爱的莫过于人的实际“生活”。他说过：“在人觉得可爱的一切东西中最有一般性的，他觉得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生活；首先是他所愿意过的、他所喜欢的那种生活；其次是任何一种生活，因为活着到底比不活好；但凡活的东西在本性上就恐惧死亡，恐惧不存在，而爱生活。”[2]242而文艺的本质、目的和基本功能即在于“再现现实”，这就决定了，文艺不论怎样贴近生活，毕肖现实，都不可能与其源出的现实生活本身相媲美或相提并论。如其所言：“艺术再现现实，并不是为了消除它的瑕疵，并不是因为现实本身不够美，而是正因为它是美的。印画不能比原画好，它在艺术方面要比原画低劣得多；同样，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2]245可以看出，车氏不是像柏拉图那样从认识而是从审美的角度提出“文艺低于现实”论的。不过从逻辑而论，在车氏眼里，宇宙的实在之真也就是美的物质现实、人的生活，因此再现性的文艺不仅“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而且如同“墙上画饼”一样不是真实事物，可望而不可即。但是，文艺相对真与美统一的物质现实、人的生活来说既然如斯“低劣”，人们何以还要创造和欣赏它呢？车氏的看法是：充当物质现实、人的生活的“代替物”。他明确谈道：“现实中美的事物并不是人人都能随时欣赏的，经过艺术的再现(固然拙劣、粗糙、苍白，但毕竟是再现出来了)，却使人人都能随时欣赏了……艺术作品的目的和作用也是这样。它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而是再现它，充作它的代替物。”[2]245车氏的这种文艺价值论看似不同于讨伐和驱逐文艺的柏拉图之认识，而对于文艺有所肯定。其实不然。因为它无异于认为，人只是在得不到现实的美或向往的生活时，才会去创造和欣赏低劣又虚幻的文艺，有如人在饥渴无助时方无奈地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藉此聊以自慰乃至自欺欺人。因此，充当现实美之“代替物”的文艺，不可能与现实美本身等量齐观，就像“原画”不能与“印画”、“盘中餐”不能与“墙上饼”混为一谈一样。若再从车氏认定的“好死不如赖活”、任何一种“实际生活”都强过包括文艺在内的观念事物而论，则文艺甚至充作代替物的价值都谈不上，它根本一无是处。所以，从车氏“美是生活”的美学本体论出发，实际可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对文艺的全盘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