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1)03-0009-05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回望这一进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获得了深入的发展。在中国文论的现代视野中，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性和关键地位日益突出，其理论影响和思想启发越来越重要。在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学者们往往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一种历史的判断，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收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特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不可否认，历史的选择因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早期发展中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相比其他国度有特殊的线索。①总结和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发展当然离不开这种特殊的线索，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并非完全由历史所导致的“外来传输”的产物，更有着理论与观念变革的内在发展动因，即理论观念与思想意识层面上的主观创构与理论范式转换因素。本文试图着眼于六十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理论创构与范式转换的内在理路，深刻辨析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与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经验、基本问题与理论逻辑之间的联系，以突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定位与历史责任。 一、“文艺大众化”与“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式在中国的创构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在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开始被“引入”中国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在中国特殊文化现实中开始初步译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期间，高尔基的《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郑振铎译)、卢那察尔斯基的《俄国文学与革命》(沈雁冰译)、《托尔斯泰和当代工人运动》(郑超麟译)、托洛茨基的《论无产阶级的文化与艺术》(仲云译)、列宁的《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一声译)、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等一批理论著作最先被引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观念得到了初步的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逐步开始传播。但是，由于独特的社会文化情势，自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开始传播那一天起，它就充满了新潮、先锋与激进的色彩，中国知识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并未获得完整系统的认识，而更多地将之视为一种直接介入社会的理论，这我们可以从当时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基本内容见出。当时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从内容上看，多是与前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文艺状况密切相关的作品；从导向上看，则是更多地直接呼应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实际问题的理论著作。虽然这些作品在当时具有明显的思想趋前色彩，但这种趋前性并非完全体现在文艺观念与审美观念上，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历史担当意识，这正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依附性，也是它滞后的特殊性”，[1]也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早期的理论萌发更多地展现了社会时代诉求的外在性特征。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收更多地局限在文艺界的思想论争之中，因此也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理解。②就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发展而言，是否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形态以及体系性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检视我们是否能够深入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二十世纪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固有的“域外来源”的特征以及中国的独特现实决定了它在中国的接受困境，所以在当时即使有“五四”时代的思想启蒙以及“革命文学”的呼唤与抗争，即便是有“五卅惨案”这样重要的“劳工事件”发生，但由于中国工人阶级文化经验的滞后性与工人阶级革命理论的天然缺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仍然停留在“主义”的层面上。而就文艺领域的现实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在当时“民主”和“科学”的视野中也显得单薄，更难以真正发挥独特的作用。虽然在“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在反封建的文学革命视野中已经开始强调来自社会底层民众的革命意识，但这种革命意识更多地具有民主主义色彩，在文学观念上仍然强调社会外因的促动，文艺观念与文学理念内部的变革还很微弱，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转换尚难发生。③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完整的理论形态与体系性的完善过程就显得更加重要，它成了中国是否真正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标尺，这种理论范式的创构毫无疑问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的。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标志性的理论进展。从它开始，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了不同于“五四”时期、“左联”时期的理论特征，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理论形态和美学形式。在《讲话》中，毛泽东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文艺实践出发提出了当时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进而“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需要“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相互结合起来，毛泽东据此提出了“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从理论层面上看，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文学”与“大众”的问题并非是从《讲话》才开始提出的。从1928年鲁迅和郭沫若关于“普罗文学”的论争，到1930年瞿秋白、周扬等人提出的“大众文学”口号，以及次年上海文艺界开展的关于“大众文学”的讨论，中国文学在现代化历程中始终寻求“文学”与“大众”知识话语的连接。但在当时，这种连接的努力都集中在语法、文风、文体等文学的“表现形式”上，即文学如何表现大众的语言。[3]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大众化”则表达了全新的理论观念和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追求，即在根本上，“文艺大众化”是文学的体验的大众化，也就是革命的文学要做到“大众化”，首先要做的是“感情起了变化”[2]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2]展现出了毛泽东在理解文学“大众化”问题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一种角度和方式。从中国四十年代的文艺现实来看，毛泽东对当时中国文学现实情形的判断以及“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理论说明，不仅仅是在文学的“表达形式”与“书写内容”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而是整体地表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于中国文学经验的学理诉求，这也正是毛泽东“文艺大众化”理论不同于以往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