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2)06-0061-04 20世纪90年代，文化批评（有人也将其称为文化研究）在一片喧闹和推崇中迅速登上中国文学批评的舞台。在它面前，其他批评模式都黯然失色，显得是那么脆弱，文化批评大有成为中国批评界霸权话语的趋势。批评界对此感到无比兴奋，认为文化批评“超越了内部与外部、内容与形式等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为传统的文学经典的解读增添了活力”[1]，“文学研究终于可以走出传统形式主义的象牙之塔，步入社会生活的十字街头”[2]，文化批评是“一场新型的学术革命”、“文学批评的一个意外的贡献”[3]。 然而，在充满浮躁、惶惑和以追逐时髦话题为时尚的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界最为需要的不是人云亦云的趋众和盲从，而是认真的研究、冷静的分析以及敢于怀疑一切的学术态度。结合中国批评的现实，从学理上对文化批评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我们将会发现：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实为人为的选择，而非合乎逻辑的自然结果。由于缺乏现实的生存土壤，它正呈现出一种迷失发展方向、偏离文学理论轨道的征候，在迷失与偏离中逐渐自我消解。用某位学者的话来说，中国时下的文化批评在“文化”与“文学”之间貌似庄重实则凄婉地“游”来“游”去，“在多重践履迷雾中，陷入了一种即将丧失本体功能和精神使命的既痛快淋漓高潮迭起又空泛浮躁积重难返的困境之中”。[4] 一 文化批评发端于西方社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若对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进行分析探讨，首先必须对西方文化批评的现实根基进行认真的研究，对其发展历史作一番回顾和梳理，进而考察在中国文化批评是否具备学理上的合法性和坚实的现实条件。 文化批评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它有两个主要分支。一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长期致力于新的历史环境中工人阶级文化生存状况的研究，尤其重视工人阶级文化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如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劳动分工等。他们认为青年工人吸毒、剃光头、举止怪异、穿奇装异服等文化行为都隐含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抗争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数。文化批评的另一重要力量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派的文化批评家们有一个显著的研究倾向，即把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与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结合起来，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反人性的异化本质，描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如保促成文化独特的意义建构的，进而对资本主义现存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20世纪70年代，由于白人中心主义与黑人的斗争、南北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女权主义的兴起，欧洲中心主义与后殖民理论逐渐进入批评者的研究视野，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引起了文化研究的关注。 任何文学批评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下进行的，通过以上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文化批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语境下兴起、形成的，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的基础上进行运作的。在现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物质技术文明的背后，竞争日趋激烈，失业人数增多，贫富差距悬殊，各种矛盾尖锐，人们面临着灵魂空虚、心灵异化、人性堕落等一系列精神危机。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是文化批评产生的基础和现实土壤，这也意味着西方文化批评有着自己特定的文化时空参照系。语境化的思维路径是文化批评的基本特征。“阶级”、“种族”、“性别”是西方文化研究的核心范畴，文化批评的要害就在于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诸如性别、阶级、种族以及其它不平等现象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西方一些知识分子试图从文化分析的角度，以社会边缘化姿态对抗社会传统意识，从而撕破资产阶级话语那“自然的面纱”。然而，当下的中国与西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抛开具体的意识形态差异不论，仅从社会历史形态讲，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对应物，文化批评至少要比中国早近半个世纪，因为中国目前至多只能算半工业社会。当今的中国似乎并不存在西方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那种严重的阶级对立和种族歧视问题，也没有出现所谓的女权主义运动。各种意识观念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还是比较协调的，处于可以允许的限度内，没有所谓的“边缘”与“主流”的尖锐对抗。毫无疑问，中国当下的具体语境并不适合文化批评的存在与运作。 西方文化研究是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反拨。“新批评”倡导细读法和语义分析法，侧重于研究单个作品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审美性，导致了文学批评日益自律化、专业化的趋势以及审美分化的极端发展，使审美领域越来越狭窄，成为少数“精英分子”的特权。文化批评则突破了这种形式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文艺观，力图从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挖掘文学的意义。文化批评是对“新批评”的反击，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新批评”也就不会有文化批评的产生。从我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看，绝大部分时间中社会历史批评一直掌握着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主导权。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只出现过两次短暂的向艺术独立性和文本审美性的复归。一次是20年代，“艺术派”提倡“为艺术而艺术”，追求“纯艺术”与“纯形式”的唯美主义美学观。但由于革命斗争形势所迫，这种批评观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80年代，各种形式分析方法如结构主义批评、语言批评等纷纷登上中国文学批评舞台，但也都是各领风骚一时，走马灯似地匆匆而过。显而易见，西方文化批评是在对“新批评”的反击、纠正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而中国至今从未有过充分发展的“新批评”式的真正的文本细读，也从未有过对形式本体的深入追问，当然毫无反拨对象可言。所以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并没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我们目前所缺乏的不是从社会历史角度进行的审视和考察，而是从形式角度对文本本身所进行的深入的研究和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