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与传统的文学在“史”的意义上是粘连在一起的，作为现代学科的分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并与现代学科的文学理论完成了衔接。后来的学者可以从容地检阅一部中国文学理论史发展演化的脉络轨迹，努力用“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理论概念、范畴、术语、体系来作相应的诠释与考察，引导出新的历史思维内容。这无疑是今天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与体系设计的一项艰巨繁重的学术工程。 “文学”作为孔子设教的“四门”之一，显然不是今天“文学”的概念，但“文学子游子夏”却是中国“文学”起步的界石，它的内涵既是古人学科实践的理性总结，又是今人研究寻索的逻辑起点，曹丕说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显然也不是指“文学”意义上的“文章”，直到昭明的《文选》标举“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我们才看见文学审美理论的闪光，才看见“文学”的“文”真正安身立命之所在。在“文学”的审美的认识判断上，昭明之前的陆机在《文赋》中也曾说到过“会意也尚巧”，“遗言也贵妍”的话，也意识到“文字”的“多姿”，“格式”的“屡迁”。在创作论上，“其始也”，“其致也”一段已触及到了文学构思的精微与审美形态的极致，“朝华”、“文秀”，随手把掬，“群言”之“沥液”，装束一身，“六艺”之“芳润”，润饰满面，“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不仅是创作论上思维结构之功效，也是鉴赏论上认识判断之神品。但陆机的“文”在文体上仍还是曹丕的“文章”，与源头孔子的“文学”并无二致，既包括了“诗”与“赋”，也包括了“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虽风格上有“闲雅”，并有“谲诳”，但原则上禁制“邪、放”，要求“辞达而理举”。与孔子以来传统的对“文学”的要求是一致的。《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有21篇（“骚”虽被归在“文之枢纽”的地位），刘勰深谙“文学”的审美特征与创作机制，他的《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物色》、《养气》、《镕裁》、《章句》、《声律》、《丽辞》几乎说尽了文学创作论与审美艺术论的全部秘密。但他的“文”即“文学”的观念仍是陆机、曹丕、孔子的一脉承沿。然而昭明的《文选》的选文标准则开了狭义的审美“文学”的先河，因而使中国“文学”的观念迈入了新界程，在中国文学理论演化史上是划时代的，也为魏晋肇始的文学的自觉运动画上了圆满句号。“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通过文学作者的深刻睿智的艺术构思与倾落在文章上面的“辞采”、“文华”，审美意义上的自觉创作开始被科学合理地安排在一个新的“文学”的范畴里。——“文学”在“理论”上终于到了成熟的阶段，传统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脉线索乃清晰可见，相应的文献史料也有图可索。陈钟凡、郭绍虞们便是沿着这一条线索寻觅中国文学理论史的源头并沿波顺流，按图索骥，描绘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演化发展的全过程的。 一般说来，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被公认为插叙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发展线索的奠基之作。此书虽有“开辟”之功，但远没有完成科学学科的理论建构任务，而且它的诞生就显得先天不足，在“理论”和“史”的认识判断上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混乱。此书上卷（30万字）写成于1933年，当时他把书稿寄给胡适，请胡适为此书稿写一篇序。胡适在这篇后来郭绍虞不敢采用的“序”里（见《胡适精品集》第12册，第170页-17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版），从最关键的“批评史”的理论观念及其发展轨迹提出了批语。胡适说： 他（郭绍虞）把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作三个大时期：隋以前为文学观念演变期，隋唐至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以后至现代为文学批评完成期。这三个阶段的名称，我个人感觉得不很满意，因为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从古至今，都只是一个不断的文学观念的演变时期，所谓“复古”期，不过是演变的一种，至于“完成”，更无此日。南宋至今何尝有一个完成的文学观念？ 对于郭著认识观念的理解判断，胡适尤持严厉的批评态度： 本书第三篇论古代文学观念，即使我们感觉不少的失望。最不能使人满意的是把“神”、“气”等等后起的观念牵入古代文学见解里去。如《孟子》说“浩然之气”一章，与文学有何关系？如《系辞传》说“知几其神乎”，与文学又有何关系？如《庄子》说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与文学又有何关系？千百年后尽管有人滥用“神”、“气”等字来论文章，那都是后话，不可用来曲说古史，正如后世妄人也用阴阳奇正来论文的，然而《老子》论奇正，古书论阴阳，岂是为论文而发的吗？又如第二篇中引《礼记·表记》中孔子语“情欲信，辞欲巧”，因说孔子“尚文之意显然可见了”（页13）。孔子明明说：“辞，达而已矣”。郭君不引此语，却引那不可深信的《表记》以助成孔子尚文之说，未免被主观的见解影响到材料的去取了。 这些批评之辞写入一本书的“序”里，于今看来，当然太不合情理，尤其使郭绍虞觉得难堪并最终摒弃此“序”的是胡适只认此书是一部“很重要的材料史”，而不是文学理论观念的演进史。胡适在“序”的开头部分即说：“无论何人都不能不宝贵这一巨册的文学批评史料。”但我们不得不对胡适的学理公心与负责任不苟且的批评态度以及那个时代健康的批评机制与风气生起敬仰之情。——正是由于胡适这位在思想价值与历史判断上受过严格训练的接生婆的指点与调理，郭著的修改稿才克服了许多缺陷与不足，而“文学理论批评”这个婴儿才能健康地存活并长大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