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三条思路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宝贵,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张宝贵(1966—),男,辽宁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实用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及当代艺术批评研究。

原文出处: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化的进程中沉省历史、多方探索,至今大致形成现代性、民族性与原创性三条思路。三条思路均出自于建构中国特色这个要点,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发展并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三条思路的确给人们带来了启发,或是让人们注意吸收西方先进的研究成果,或是从本土历史中推陈出新,或是根据当下中国的实际问题确立自己的原创点。然而,在三条思路的展开过程中也存在程度不同的立场模糊、研究出发点偏移以及创新的基础定位等问题。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2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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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其间走过弯路,十年“文革”时期图示化、程式化的诸多理论教条等,教训沉痛;但也取得过成绩,“左联”期间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改革开放时期对解放思想的贡献等,更是有目共睹。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一种异域理论的传入与应用会丝丝入扣、顺顺当当取得理想化的本土形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有挫折、有教训不足为奇。事实证明,尽管有过挫折教训,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确解决过中国文艺实践中诸多的实际问题,放在今天,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同时也得承认,也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讲,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一旦沦为教条,必然会窒息理论本身的生命力,历史上的诸多教训,根子一般都在这里。考虑到这些,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在解放思想方面用力甚勤,多方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形式,并大致形成现代性、民族性与原创性三条思路。第一条思路很注意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了其他国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做法,极大开拓了自己的视野;第二条思路则坚守本土的传统,力图强调自己的民族根性和特色所在;第三条思路紧扣中国的文艺实际,试图创造出具有原创性的话语系统。三条思路各有所重及所得,也各有其失。本文拟就此稍作检理。

      一、现代性:自己或他者的立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文艺理论界的思想解放在多个方面有所表现和建树,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吸纳西方的思想,冲破以前“左倾”时期的单一模式。最初的时候,借鉴西方学说的做法并不明显,但提出的问题都很尖锐,冲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主要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的理解。首先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全国文代会上提出,不再提“文艺必须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之后,[1]《人民日报》1980年7月发表社论,正式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张,[2]1981、1982年周扬、胡乔木相继发文,从而奠定了文艺思想解放的总基调。[3,4]自权威性基调确立后,知识分子迅速作出反应。1979年朱光潜撰文,率先触及“人性”及人道主义问题禁区。[5]与此同时,汝信发表《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引发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交插论争;[6]1980年,钱谷融、王蒙、钱中文等又就“文学是人学”问题展开讨论。[7~9]以上这些问题的提出及相关论争都很有针对性,尽管各人所持观点不同,但基本都是针对以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偏失之处,特别是对人的理解方面。

      上述讨论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原则性方面,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深入打开了一个通道,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现代性”问题的提出。①照我理解,提出现代性的话题主要参照的西方话语,它不仅仅是个时间的量度,更关键的是涉及到如何借鉴西方话语,来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问题,不少做法的确开拓了理论视域。比如有研究者借助西方新历史主义的非党史视角,在世界总体的思想进程中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艺史,一些历来为我们忽视的作家、文艺流派经重新阐释,对我们现在的城市文化建设就很有启发,张爱玲研究、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研究就是突出的例子。还有学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派身上汲取灵感,提出“文化诗学”的构想,强调文艺要对当下文艺创作及文化现象行使关注和批评的职责,[10]针对性也很强。

      其中尤值得重视的是钱中文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他有机解读巴赫金的文艺思想,自1987年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后,以平等交往对话为宗旨,1995年撰文提倡文艺理论的“新理性”精神,直接针对中国文艺现实中精神价值的“堕落与平庸”问题,主张发扬我国原有人文精神传统,适度“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11]从而把文艺理论拉回“自律”的轨道。他所理解的“现代性”的基石,也正是这种理性精神,即1999年他明确提出的,“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12]这些看法不是没有争议,但理论本身是站在中国自己的立场上,既没有简单挪植西方思想,又紧扣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实践中人文精神贬损、庸俗化、理想化缺失等问题,观点虽可讨论,但方向应该没错。

      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借助异域思想成果时,有些做法跟风走,西方喊什么,这里也跟着吆喝什么,很少或根本不考虑自己拿过来的东西适不适合中国的社会与文艺实际。结果在这方面放得过开,陷入他者的话语踯躅不出,非但在实践上于现实无补,在理论上也游离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外。就拿绘画艺术来说,表面上似乎很繁荣、很自由、很多元,甚至进入了国际视野,有论者不无得意地讲,现在国际艺术展如果少了我们中国这块儿,就不能说是国际。这种自得其实蛮让人无奈的。当一部作品的价值不凭自身,而是靠拍卖槌或某种意识形态来裁决的时候,真不知道这种得意从何而来,更遑论这种看法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距离有多远了。我的意思不是说为名为利为生存就错了,人人都有权利过上好日子,艺术家自不例外。可是,君子即便爱财,也要取之有道。离开了艺术的精神之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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