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3)06-0104-06 书评的文化身份 在大众传媒介入文化生活日益深入的当今社会，书评在文化生产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显著，甚至文学介入生活的第一步就是借助大众传媒通过书评的形式开始它的接受过程。因此，为了更好地认识信息时代的文化生产和文化生活，对书评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尽可能作出理性而深入的探讨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但是书评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本呢？对此我们当然不会落入本质主义的圈套去尝试给予一个清晰但是立刻就会招致无穷诘难的定义，不过这也无妨对其内涵作出比较确定的言说。必须承认，即使要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其实，如果我们的视野再宽广一些，不独书评，影评、乐评、画评以及摄影评论等文本形式也可以纳入这个问题予以思考。但是，限于篇幅以及因为书评本身的代表性，我们不妨把注意力集中到书评上。 首先，书评是关于书的评论。概而言之，书评的客体可以分为两类，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就非文学文本而言，它可能是旅游手册、烹饪指南、宠物饲养必读，或者关于哲学、环保、生物工程、基因疗法的科普说明等等。就文学文本而言，无论是专业批评还是作家批评，其批评客体可能是一本书，但更可能是单篇的文本或者文本的片断，或者一个作家所有或部分文本的集合，或者是由归属于某个名字的所有或部分文本集中体现的作家，或者是某个时代某种文化之下的文本集合所体现的作者。总之，专业批评和作家批评的批评客体可能是确定的，也可能是漫无边际的。相比而言，书评的对象比较确定，书评是关于一本（套）书的批评，虽然这本书可能是一个文本，比如艾米莉的《呼啸山庄》，也可能是多个文本的组合，比如形形色色的小说集、散文集；这种组合可能是内在有机的，比如王安忆新近出版的《回忆上海》，也可能是随意松散的，比如“文化部长”龙应台的《这个动荡的世界》。其次，如前文所说的，书评的客体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本。对于这种差异，利维斯立即会紧皱眉头，不屑一顾；而德里达和保罗·德得曼会说：这一切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是，这些差别只是表象，因为并非关于书的批评就是书评。这里我们必须引入一种特别的历史主义的眼光，否则本文的讨论就无法进行下去。于是引出第二个问题——其次，书评是现代社会附着于大众传媒而诞生的一种文本形式。这是尤其不能忽视的关键，否则关于书评的任何讨论都只能是形式主义的。无论如何，我们决不会把柏拉图关于《荷马史诗》的评论视为书评，同理不会把王逸关于屈原《离骚》的评论视为书评。关于书评的认识，永远都必须以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为参照。理解了这一点，我们自然会明白，书评决不是自发产生的，它是现代社会文化工业生产中的一个环节。第三，书评的商业动机以及这种动机和作为文化事业自身的价值之间的矛盾也就必须进入思考的范围。关于这一点，从作为文学批评形式之一的书评出发，可以为探讨书评的价值提供一个极佳的入口。 书评和大众传媒 将书评的身份认证和大众传媒紧密联系起来，决不是一种机械的形式主义，相反，恰恰引入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思考向度。——当然，如今使用“历史主义”也是一种冒险，但是我们对反历史主义的批评家们诘难已做好准备，不过需要另找时机予以应对。脱离现代社会下文化工业中的大众传媒，书评将变成一种无法认识的东西，它将失去自身的统一性，并流散到各种各样的文本中直到一无所有。坚持这样一种前提，自然会招致纷纭的责难。确实，书籍是一种古老的发明，伴随着它的诞生，与之俱来的就是关于它的批评。但是，毛伥、朱熹对《诗经》的批评，班固、赵翼对《史记》的批评，亚里斯多德和阿里思托芬关于《荷马史诗》的批评等等，我们决不会将之视为书评，还可以进一步大胆地断言，即使是莱辛的《汉堡剧评》也不能列席书评。原因不是别的，正在于他们的诞生缺乏文化工业下的大众媒体的语境。书评是关于书的批评，但是它只能产生在现代文化工业生产语境中的大众传媒上，产生在报纸、杂志、电视或者还有互联网上。——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在书评的身份认证上坚持出生论正是理论研究所要求的历史主义的体现。 关于这条我们必须捍卫的原则，并非只是出于某种既定目标的一种理论预设。书评不是书籍必然的衍生物，而是现代社会伴随着文化工业的壮大、出版业的逐步繁荣而出现的。因此，要正确认识书评，就必须把它置于现代社会甚至或者后现代社会的结构原则和文化逻辑之下，结合此历史语境中的大众文化与传媒的关系来理解。 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项标志性区别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社会结构和组织的最高法则，换句话说，商品生产成为社会运作的中心任务。如果说前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产品的匮乏，那么，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则相反表现为产品过剩，不是相对过剩，而是绝对过剩——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资料的整体匮乏可以视为一种不成熟阶段的特例；进入后现代社会后，矛盾的焦点已经由生活资料产品的过剩进一步转移到符号产品的过剩，文化失序的问题日益凸现。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得到强调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但是资本自身的逻辑必然以追逐利润为目标，于是生产的目的变化为满足人们消费的需要，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得对使用价值的胜利。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尤其是世纪之交的科学管理和福特主义被广泛接受以后，建构新的市场、通过广告及其它媒介宣传来把大众培养成为消费者，就成了极为必要的事情[1]。现代社会的文化工业同样遵循此逻辑。伴随着大众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出版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满足求知的需要，而是服从于资本自身的需要，结果自然是符号产品的过剩。符号产品的过剩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则开始萌芽于20世纪90年代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