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6-0004-08 一、人类面临的时空巨变 人类生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折。这和过去从狩猎转向农耕，从农耕转向机械生产，都是完全不可比拟的。首先是软件和计算机革命以及全球互联网、移动通讯革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大超越了过去所受的时空束缚；特别是新一代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继往开来的代际传承，他们在网络的交互影响中自我成长。我们如果不懂得我们的下一代，也就会对我们的未来深感迷茫。 另一方面，由于生物工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人甚至对他的血肉之躯的存在前景也感到迷惘困顿。生命本是宇宙大化千百万年的亘古造化，但是，现在可以通过转基因、干细胞、克隆、体外受精等等人为的手段复制、改变、优选。人存在的意义、人性的自我定义都受到了根本的挑战，也就是说所有关于意义的领域都将面临冲击。还有纳米技术，最终使人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单个原子和分子，开辟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新层次。 以上这一切大变动，加上20世纪的苦难历程(两次世界大战、绝灭人性的法西斯集中营、“古拉格群岛”等等)使得人类精神不得不发生空前的大变革！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反思我们需要建造怎样一个世界，特别是人类的精神世界，需要建立怎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应对这一崭新的、影响全球的复杂局面。 二、欧美一些学者的文化自觉 早在20世纪初，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就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临近21世纪，这种反思和批判达到了更深刻的程度。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旧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①。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等等。 为了突破危机，西方知识分子的先觉者思考从三个方面来突破现状，以寻求文化的未来发展。首先是返回自身文化的源头，审视历史，重新认识自己，寻找新的出发点。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便作为参照，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诠释。法国学者于连·弗朗索瓦(Francois Jullien)写了一篇专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的著名文章②，他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在他看来，“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他认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③ 他强调指出：“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④ 第二，不仅是作为参照，还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2004年罗蒂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时说：“我隔了二十年再次来到上海，中国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这个奇迹不是改变了我的思考，而是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了我已有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⑤ 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特别提出：“于连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他还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⑥ 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斯蒂芬·显克曼编撰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通过比较而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