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视阈

——近年来文学研究热点问题透视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园,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
文史哲

内容提要:

近年来文学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存在着相互关联但又有不同的几种倾向,一是从文化的视角观照文学,二是文学的文化批评,三是社会文化语境里的文学文本研究。在文化研究成为显学的时代,文学自身特性的探讨亦引人关注,于是有对“纯文学”的讨论,对“文学性”问题的回顾,对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思考,为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提供了从整体上观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理论视阈。其焦点是文艺审美现代性与社会世俗现代性的矛盾。现代性已成为后现代语境里的一项未竟的事业,面对文学消费的大众化与时尚化,以及图像文本与网络文学对传统的文学感知和表达方式的颠覆,文学研究除了坚持追求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伟大文学传统外,是否还可以从后经典叙事学和互文性理论获得一种非文学的另类思路?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8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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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7)06-0005-15

      按照现行的教育体制和学科分类,文学研究作为人文学科里与哲学、历史学并列的一级学科,覆盖着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三个二级学科。近些年来,这些二级学科的年均论文产量各达三千至四千篇,每年合计都在万篇以上①。尽管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文化语境里,文学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以至有文学终结之说,但由于研究生扩招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文学研究论著并没有丝毫减少的迹象,且不断有文学热点问题出现。我们面临着的是一连串二律背反的悖论:一方面是要理论创新,引进借鉴西方不断翻新的思想学说,结合中国经验,寻求文学研究生存空间的拓展;另一方面强调回归文学自身,文学的审美特质依然是热门话题,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文学经典的意义和价值受到重视。新世纪的文学研究,是注重文学的文化分析及其社会意识形态功能,让文学理论更贴近历史或现实的文化语境,以至介入世俗物质生活而大众化、时尚化,还是回到文学的伟大精神传统,坚持纯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依靠真的澄明和美的体验,使人在现代社会还能诗意地安居在大地上?这是一个让人深感困惑的艰难选择,也是近年来文学研究所要解决的基源问题,举凡新视角的开拓,新方法的运用,新理论的生发,均围绕着此一问题展开,于是有了文学的文化研究,有了纯文学和文学性的讨论,以及关于“现代性”的文学面孔,消费时代的后经典叙事与互文性理论等一系列文学热点问题。

      一、文学的文化研究

      将文学与文化结合起来思考的跨学科研究由来已久,但文学的文化研究成为显学却是世纪之交的事情,并在近些年的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赞成者多多,可也不乏批评者。引起争议的原因,除了“文化”概念的宽泛可以让人们有不同的阐释之外,还在于不同专业方向的研究者对于文学与文化互动关系的理解角度不同,在价值观方面也存在着分歧。或是主张由文化观照文学,或是以文学为材料进行文化批评,或者注重现实社会文化语境里不同文本之间的对话。

      从文化的视角观照文学,前提是将文学与历史学、哲学、伦理学,以至宗教、艺术、风俗等视为相互关联的人所创造的精神文化成果。精神文化的价值在于使人脱离原始的自然状态而转变为文明的人类,某一民族的精神文化成果越丰富,文化素质就越高。文学在中国文化精神的承传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文化的发展为背景来分析文学现象,一直是文学史宏观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年来则进一步细化,向专题研究、个案研究和文献考辨的细处发展。以古代文学史研究而言,除了经学与文学、玄学与文学、科举与文学、佛教与文学和道教的仙学与文学等专题还一直有人往深处和细处研究之外,在出土文献与文学、地域文化与文学、作家的地理分布、家族文化与文学、文学制度和文学传播方式等方面,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新出土的楚竹书及其《诗论》的研究。新世纪伊始,当上海博物馆藏出土战国楚简中有关孔子《诗论》的部分于2001年底整理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至“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不过四个月时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已达150余篇,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一大热点问题。学者们对这些出土文献作了认真的研究,内容包括竹简的次序与编连,留白简,《诗论》的作者和篇题,《诗论》所论及的《诗经》篇名,《诗论》与《诗序》的关系,关键字、词的考释,《诗论》与孔子思想的关系等②。人们对这批新刊布的《诗论》竹简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史、思想史的意义着眼的,新材料的出现为从哲学层面认识周秦时代儒家诗学的文化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由文化观照文学,透视作家创作及其文学作品所含有的文化意蕴,可以拓展文学研究的价值空间。就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古代文体学的研究而言,像诗、赋、词、曲、传奇小说和话本小说之类文学性强的文体是不多的,而且早已有人反复讨论过,若要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势必要涉及许多实用性的文体,如论说、章表、铭诔、碑志、科判、四六文和八股文等。这些文体的文学价值很有限,但却不乏文化价值,可以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阐释,如八股文可视为中国古代科举文化的结晶。同样,在古代文学史的作家作品研究方面,凡具较高文学审美价值的名家名著的研究,早已连篇累牍,而剩下的许多二三流作家及其作品却乏人问津。倘若能从文化的角度切入,结合当时民间的知识、信仰、教育、风俗和生存方式,加以分析,也是能发掘出其潜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这种情形也出现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现代文学史上,有关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的研究早已很少空白地带,可是与文化现代性密切相关的一些课题却大有文章可做,如外来文化与文学出版制度,政治文化与文人集团,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都市文化与市民文学等,这些正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但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所关注的已不限于文学自身的价值,中心是文学的文化价值,要考察文学以何种特质和什么方式融入社会精神文化系统,对人的生活信念、道德伦理和心灵情感有何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注重文学在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培养方面所起的文化作用。

      同样是文学的文化研究,文化视角与文化批评是有区别的。前者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看待,更多的指向历史与传统,而立足点始终在文学文本上,要在文学研究里包纳文化内容;后者具有较强的社会文化批判意识,常常言在此而意在彼,在文本分析中关注的是非文学性的内容,诸如种族、阶级、性别,以及日常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话语等,具有介入现实社会的倾向。如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流行的“女性文学”及其批评,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学的文化批评。所谓“女性文学”主要指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以性别为价值判断标准,强调女性意识、女性风格,其理论依据是改革开放年代由西方传入的“女性主义”(feminism)。这一概念曾被翻译为更接近其本义的“女权主义”,但国人却更乐意用含义较为模糊的“女性”代替“女权”,并将批评限定在“女性文学”的范围内,以符合中国国情,以消除其在社会性别上那咄咄逼人的文化批判锋芒。这虽然便于为主流社会接纳,但也被聪明的商家钻了空子,他们与某些批评家合谋,将女性文学导向“私人化”和“隐私化”,用来指涉美女或另类美女作家对个人身体欲望的自我言说,使之成为能被大众窥视的性对象而赚取利润③。这种“女性主义”的提倡者始料未及的蜕变,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批评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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