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联合发起召开的“台湾文学研讨会”，于1996年1月29 日至1月31日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学者、作家共29 人参加了会议。 台湾学者一行的团长吕正惠教授称这是“海峡两岸文学界的第一次盛会”。为期三天的会议，与会学者就台湾文学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自始至终洋溢着坦诚友好的气氛。 下面就本次研讨会的几个主要问题整理述要。 一、台湾文学的定位 应当说，这本来是个毋庸争议的问题。它之所以成为本次研讨会的热点话题，缘于这样的背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与祖国大陆被人为地长期隔绝，近十几年来，岛内分离主义势力有所抬头；受这种气候影响，在文化界有人利用“本土化”的主张，提出了“民族独立”、“文化独立”的口号；在文学领域，则有“台湾文学主体论”、“台湾民族文学论”的论调出现。会上，两岸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商榷，尤其是大陆学者针对以上论调，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并以确凿的事实提出了质疑的厘清。张炯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在开幕式致辞中说：“我国是有悠久文明的古国，也是有三千多年光辉灿烂文学传统的古国。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文学在海峡两岸都有空前的发展。两岸作家都向外国文学学习和借鉴了许多东西。但根源于中华文化母系的两岸文学，其深层的共同远远大于表面的相异。现代台湾文学不仅是现代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对现代中国文学作出突出贡献的一部分。台湾作家以自己独特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丰富了我国的现代文学。” 杨匡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在递交的论文中，对台湾当代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母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对台湾地区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人们对其所呈现的“中国情结”予以了必要的关注，但一般着意的，往往停留在“血浓于水”之类的情感与文词上，而忽略对其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型及其在台湾的本土新质的探讨。这种“原型”与“新质”的关联，在文学层面上，若以知识命题论之，即是文学母题及其变奏，很值得思索。“母题”往往是超个人的，它反映着一民族世世代代普遍性人生经验和心理经验的存积，是历史和文化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就台湾文学而言，它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是不争的史实。中国人在自己的台湾地区承传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学，是顺乎自然、天经地义的。中国文学作为台湾地区文学的“母体”，有其传统与精义，有其魂魄与血脉，有其与民族共存荣的历史，作为生长在台湾省的中国当代作家，谁想“跳出”或“割除”共同的文化，都是徒劳的。杨匡汉用“悲情”、“放逐”、“羁旅”、“石玉”、“亲缘”这些命题，归纳和阐述了台湾当代文学中所呈现的中国文学母题的基本类型，授引了从古到今大量的文学创作事实，令人信服地凸现了台湾当代文学与三千年中国文学历史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徐学副研究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从目前对台湾文学的多种定位中，依其侧重点，梳理出三种方法：地域定位法；政治认同定位法；文化传统的定位法。徐氏认为第一种定位法虽然有助于照顾到台湾岛上从古到今各个族群的文化与文学，注意台湾文学丰富的文化渊源，但却缺乏一条史的脉络，用以解释台湾数百年来众多的文学现象及其相互间的承传或者因果关联，显示其由起到结的发展演化；第二种定位法以台湾文学与某种政治理念的关系来为“台湾文学”定位，比如在60年代以前，台湾当局并不承认有“台湾文学”，或者把它定位为“边疆文学”，又比如近年来某些评论家借台湾文学来宣泄政治情感、表白政治理念，鼓吹所谓台湾文学的本土化理想，已先期于台湾人的民族解放或政治的独立建国达成，等等，这种定位的方式，对文学本身的独特性，对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完全忽略的，它以政治归属、政治功能来厘定台湾文学，实质上是借台湾文学来表明或证明某家某派的政治理念，势必偏离文学本体，伤害文学命脉；第三种定位法以台湾文学所凭借和所处其中的社会文化传统来厘定台湾文学的内涵，力图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来寻求台湾文学的座标和作为一种文学传统的存在意义，正如在一本由十六位著名台湾作家共同编选而成的台湾文学大系总序写到的那样：“不管二十年来台湾文坛在风格上如何多般，在思想上如何歧异，既然作家吃的都是米饭，用的都是筷子，过的都是端午跟中秋，而写的又都是中文，则当然这部选集里的作品最后必归于中华民族”，显而易见，这种定位法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超越欲将台湾文学沦为政治工具的政治定位法，也不是那种自限封闭的地域定位法所能企及的。 刘登翰研究员（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认为，历史问题只有返回历史才能讲清楚，他从四个方面重申了台湾文学的母体渊源：首先，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其形成的过程，就是汉文化在台湾确立的过程；其次，台湾的文字是汉字，台湾文学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是汉语，其中含有母体文化全部丰富的信息和历史积淀；潜藏在这一文学符码之中的民族性格、心理、情感、思维方式，浮现于语言之上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民俗风情，宗教信仰等等，无一不纳入汉民族文化系统之中；第三，从文体范式上看，传统的诗文形式为其文学创作的开端和奠基，无论是咏怀还是问俗，都秉承了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歌与散文传统；第四，台湾的新文学基本上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思潮的影响下发生的，无论是理论主张的提出，文体范式的确立，还是语言形式的革命，无一不是直接吸取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经验和范式。就其整个理论价值体系而言，继承的是儒家的“载道”、“言志”的思想，关心民生，贴近民生为其创作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