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报告文学的叙事视角

作 者:

作者简介:
姜小凌(1972- ),女,湖北襄樊人,襄樊学院中文系讲师,湖北大学文学院新闻系研究生。襄樊学院 中文系,湖北 襄樊 441053;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原文出处:
襄樊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报告文学具有叙事性。其中叙事视角的选择对报告文学题材价值的提升有重要的作用。叙述视角一般分为全知视角、限制视角和客观视角。在报告文学中,全知视角虽然具有叙事灵活自由的优势,却存在诸多艺术上的不足;转换视角的崛起是20世纪我国报告文学叙事视角革新的重要标志,其意义在于增强作品叙事的生动性、真实性和理性思辩的深刻性;客观视角则是报告文学作家追求作品真实自然这一审美特征和充分发挥读者的主体意识的必然结果。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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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854(2005)01-0081-05

      作为一种边缘性文学体裁,报告文学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特征已是不争之论;同时作为叙事文学的一种,报告文学又不同于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作品,因为新闻性特征使它排斥虚构而追求真实。应该说除了虚构情节以外,凡是叙事文学所具有的许多特征或艺术方法,报告文学也应具有或至少应该尝试借鉴。从我国报告文学的创作实践来看,有的作家被收集到的真实材料束缚住,使之缺乏基本的灵活性,在作品中表现为流水帐式的写实叙述、平铺直叙地写入状物、干巴巴地堆砌采访素材的现象等等,这些都表明作者在艺术叙事上的贫弱。而在某些作家的笔下,真实的人物事件,之所以引人入胜甚至达到典型性的程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在结构上具备了不同凡响的才能,掌握了怎样才是艺术的叙述方式的答案;同时,对报告文学的叙事性进行研究本身就贯穿着一种创新意识,因为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报告文学的叙事问题,更是新闻信息传播的叙事问题,因此必然对新闻理论的深化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以上两点,笔者力图借用叙事学的基本理论来观照报告文学的创作,渴望能对报告文学的写作实践与理论研究有些许启发作用。

      一

      叙述,“指的是信息发送者将信息传达给接受者这样一个交流行为”。[1]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有人类的地方,叙述时时处处存在。只不过采用的叙述媒介不同而已。叙述者是叙述作品即故事的讲述者。按照叙事学理论,叙述者本身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担负着讲述功能的、“一个由作者它创造并接受了的角色,一个由作者蜕变而成的虚构的人物”。[1]叙事作品中,叙述者是个相当重要的成分,因为正是叙述者的身份及其在叙述本文中所表达的方式与参与的程度,决定了叙述本文的基本特征。

      作为叙述主体叙述者在对叙述本文的情境、事件、人物等进行描述时,总有一个看待所有这一切的角度,或者说观察点,通过这一观察点将所看到的一切呈现出来。这就存在一个叙述的角度即视角的问题。1905年威特科姆(S.L.Whitcomb)在其《小说研究》中,首次明确地将其中一节冠以“叙述者,其观察点”的标题;1921年美国小说理论家卢伯克(P.Lubbock)在其《小说技巧》中认为“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到观察点问题——叙述者所占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支配”[2]事实上,叙述视角的选择不仅决定了叙事作品题材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当然随之带来的是叙述时间的变换和空间的转移甚至叙述模式的变化),它还决定了叙述者对故事中人物的道德评价和对事件的价值判断。

      关于叙述视角的分类,一般人采用热奈特《叙述话语?新叙述话语》的划分即全知视角、限制视角和客观视角等三类。按照热奈特的观点或解释,全知视角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视角,叙述者如一个上帝,明察秋毫,洞晓一切。在我国传统叙事作品如话本小说中经常采用这种视角;限制视角是个性视角,叙述者只说出某个特定人物所知道的情况,相当于叙述者所知等于人物所知,小说中经常是以第一人称“我”或第三人称“他”或“她”表现出来,也有用第二人称“你”的限制视角;而客观性视角则是叙述者所知少于故事中的人物所知,这往往表现在一些客观描述性的叙述本文中,如在海明威的某些小说中,只有人物的对话和不加评论的行动,看不出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态度。

      二

      用热奈特的视角分类来观照报告文学作品,会发现有些出入。其表现一是以叙述人称来判断报告文学本文属于何种叙述视角是不科学的,尤其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写作的报告文学实际上就是一个根本不受限制的无所不知的上帝。这主要因为“我”即作者并非故事中的人物,而仅仅是一个旁观者、叙述者。“这里的第一人称视角其实是潜藏着的‘上帝的眼睛’——它能在其视野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旁观或俯视故事或人物,而不至于像小说那样在多数情况下,仅仅为某个被叙述的虚构人物的有限视野所局限”。[3]表面上是“我”之限制视角其实是全知视角的变形,这种现象在报告文学中比比皆是。如胡平、张胜友《世界大串连》、赵瑜《强国梦》、李明跃《中国女性犯罪》、马役军的《婚姻大世界》、苏晓康、张敏的《神圣忧思录》等等,尽管从整个作品来看是以第一人称叙事,但“我们”或“我”却都不是文中所叙故事中的角色,而仅仅是一个旁观或俯视这些现象并将之记录叙述出来的实体而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文学中的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在很多时候实际上也是一种全知视角;二是报告文学的全知性视角不等于全能性视角。在报告文学中使用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全能视角,不可避免地会降低读者或叙述接受者对文本的可信度,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合理想象。如关鸿的《恶梦——庄则栋纪事》中的开头就是一段关于我国著名的乒乓球冠军庄则栋自杀前的情景及当时的内心活动。很明显,叙述者不可能在事发现场,但却以一个近距离目击者角度进行叙述,甚至对庄当时的心理活动不惜进行“合理”想象;黄宗英《小木屋》中第二节“波密会议”更是出人意料:写西藏东南波密县内百鸟百兽甚至林木云雾等的聚会发言(作者目的是借动物之眼来看主人公徐凤翔——一个献身于西藏的生态事业原南京林学院援藏教师、生态学家),几乎是一个动物寓言。如果说前一个例子在后来还可以通过被采访者庄则栋之口描述出来,那么后一个例子中的动物王国会议“实况”则是明显的虚构和想象,这与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的文体规范即要求现象真实是相违背的,或者说不符合报告文学真实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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