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0)07-0145-07 当试图挑选一些西方文论材料作为读本，向大学生和大学课堂进行推荐时，我们发现，可选的范围极其巨大，时时有遗珠之憾，但又必须作出取舍。如果纵观历史，就可以看到，与此前的世纪相比，20世纪是一个理论的世纪。仿佛文人们一下子醒来，挤到一个新建成的叫做“文学理论”的大院子里大叫大嚷，造出一大批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新型文本。这一切，在此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一、文学理论独立性的形成 文学批评是一种古老的现象。柏拉图编了一些苏格拉底与同时代人的对话，其中常常谈到诗的问题，后人将这些话摘出来，宣布这就是“文学理论”或者“文学批评”。亚里士多德给学生讲课，留下一些关于悲剧的讲课教案或笔记的文字，编这卷手稿的人给了一个名字叫《诗学》。这本书在消失了近两千年后，在文艺复兴时被发现，一下子就成为极其重要的文学理论经典。贺拉斯一生在政治上做过很多事，也写过诗和其他的作品，只是由于偶然的机缘，给一位名叫皮索的朋友及其家人写了一封信，后来昆体良编辑时定名为《诗艺》(Arts Poetica)，这封并不长的信无意之中成了古罗马时期难得的文学理论的代表。在古代世界，直至中世纪，专门写作文学理论著作的情况是很少的。此后，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是托马斯·阿奎那，也只是潜心写神学著作，在古老的修道院里被人们传阅。在这些神学著作中，诗和艺术问题被顺带提及。 文学是一个久远的现象。围绕着文学，会有不同的人评说。例如诗，诗人与朋友相聚时会谈天说地，顺便也论诗，谈对诗的见解，进而写作诗话、词话，对文章和小说作点评。后来，看戏有剧评，新小说问世有书评，报刊杂志兴起，有专门的评论栏目，文学批评开始兴盛。但是，人们仍然会有这样的看法，从事文学创作，会留下不朽的著作；而从事评论，对别人的作品说三道四，是低一等的文字，不会留传很远。我们要感谢爱克曼记下了歌德的谈话录，那里面有大量精彩的文学见解。如果爱克曼不记录的话，歌德是不会把它们写下来的，那只不过是他随口谈到的一些关于文学的想法而已。对于歌德来说，他倾毕生精力所写的是《浮士德》。席勒固然花了不少精力去写《审美教育书简》，但人们更看重的，是他所写的剧本。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19世纪与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文本，就会发现，这里仍有很大的不同。当我们要做一本19世纪西方文论的选本时，会选爱伦·坡、王尔德、雨果、魏尔伦、波德莱尔等许多诗人、作家所写的文字。常常在他们的一部作品序言、评论、关于文学的宣言中，包含着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后世被人们反复引用、发挥，像滚雪球一样集聚成有体积的理论论述。 当然，19世纪也有一些更专门的理论性文字，但那要么是文学史写作的导论，要么是哲学著作的延伸，纯粹的文学理论著作虽已出现但还是不多。只有到了20世纪，专门的文学理论的著作才逐渐多了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写作有文学理论著作的人发生了变化。原来从事文学理论和批评写作的，主要是作家、文人和官员，以及寄居在其他一些行业中的文化人。在19世纪，一些大学开始有了专门的文学史研究者，到了20世纪，专门的文学研究论著才大批出现。这种变化，根源于大学和研究院的发展以及文学理论学科的确立。从文人到学者，从独立的作家、官员或其他行业的从业者兼做文学研究，到大学的文学研究专业的形成；从对文学的随笔性评论到专门的文学研究论文的撰写和文学研究学术规范的形成，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得到了发展，学院式的研究正式出现。 关于学院对文学批评所起的作用，这在今天也许是一个可引起争论的话题。文学批评学院化了以后，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这当然可另作分析讨论，但是，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文论写作人群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的发展，学科体制的变化，使得学院化的文学理论不可阻挡地建立起来了。我们在今天可以说，学院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弊端。我们甚至可以承认学院对文学研究有破坏作用的说法也不无几分道理，直到今天仍有极少数的人说，文学理论这个学科不能成立，是一个怪物。对这种极端的说法，我们当然可以不予理会。事实上，文学理论研究机制设置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现在对这种设置的作用进行审视，应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这种学术的设置本身，形成了一批文学理论文本的专业生产者，正是由于有这些生产者的存在，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文学理论独立性的形成才有保障。 文学理论独立性的形成，改变了文学理论学科性质本身。这一进程，在各个国家中情况不同，但从总体上讲，是在从19世纪向20世纪转换中出现的。此前，文学理论只是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学院式的研究使研究者超出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评论，对文学从起源到性质进行深入研讨。研究者叙述着从时代到作者再到作品的产生过程，继而叙述文学作品的文本走向市场，走向读者的消费过程，并研究作者与读者互动的可能。文学理论的独立，依托着学院进行专门研究，从而出现了与文学的创作、阅读和接受情况无关的研究。具体说来，研究一部作品，不考虑它的创作和接受情况，更不考虑它的制作、营销、市场情况，以及当时的评论。对于学院中人来说，这被当作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文本，需要对它释读、讲述、讨论，而这种研究要与社会对它的反应保持距离。并且，按照学院的标准，只有拥有这种距离，从而不受侵扰的研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这种随着文学发展而在动态中保有的距离，可称为“间距”。研究者以此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同时，打开视野，避免种种无关的思考的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