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C91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3)-0013-06 要考察20世纪最后这20年的中国社会思潮，离不开对文学思潮的认识。中国的当代文学尽管在艺术上还显得不那么成熟，但就文学与社会关系的密切程度而言，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中国古代就有通过文学作品来观风俗察民情的传统，近代以来，这种传统依然存在，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就把文学与改良社会振奋人心的神圣使命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更是借文学开道，揭开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篇章。而今，中国文学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晴雨表，它是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从“新时期”起步的中国当代文学，一方面从当代社会生活中汲取经验和灵感，成为当代社会生活最直观的写照；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也成为人生经验的指南，假如我们要了解中国社会的人生世态的变化到底有多大，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去翻阅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它会告诉你社会进程的一步一履。2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尽管希望有一种唯美的象牙之塔能够供奉自己，躲避风雨，但事实上，当代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从来就没有真正动摇和分离过。这20年来中国社会的一点一滴的波动变化，都在文学中留下了自己的踪影。 一 一般而言，最近这20年的中国文学常常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1989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文学。第二个阶段是整个90年代。这样的划分无论从当代社会生活着眼，还是从文学自身的形态来考虑，有其充分的理由。 从社会生活方面看，70年代末起步的思想解放运动贯穿了整个80年代。在结束了“文革”之后的中国社会现实，迫切需要从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社会生活需要摆脱原有体制的羁绊，思想观念更是呼唤变革。那种火焰般的冲动意志呼之欲出，革命的气息弥漫着思想的空间。文学创作作为当时社会情绪的主要表达方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实，“新时期”文学的序幕，一直可以追溯到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尽管天安门诗歌运动选择的是中国最最古老也最最普通的古典诗歌形式，但那种对现实黑暗的痛恨以及对做人尊严的呼唤，定下了“新时期”文学的基调。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文学不仅成为社会民意的代表，而且也是思想解放的急先锋。一方面是所有的社会公共情绪全都涌向文学这一通道来释放自己。“新时期”文学最初的各种思潮，诸如“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无不应合着社会变革的需要而以文学的方式呈现着民意。像《伤痕》、《班主任》、《人啊，人！》、《爱，是不能忘记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等作品，几乎牵动着全民的心。每一新作露面，就会引来社会情绪的波动和亢奋，作家作品常常是一夜红遍天下。这样的文学现象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另一方面，所有关心当代思想意识形态问题的人士，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全都将关注和思考的目光投注到中国当代文学领域，而国家意识形态的主管部门更是将文学领域视为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不断在文学领域刮起政治旋风。如70年代末有关“歌德”、“缺德”的讨论，曾引来当时中国最高层领导的批示。（注：参见徐庆全《胡耀邦对两场文艺风波的关注》，收入白烨选编《2002年选大系·中国年度文坛纪事》，漓江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后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也沿袭了历来政治运动的传统，首先从文学领域的整顿开始，然后波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 “新时期”文学思潮作为一种思想表述，其主要内容毫无疑问是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在“新时期”第一个10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发表《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一文，总结“新时期”文学的经验。他认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过程，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不断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过程。我们的作家通过自己的精彩作品，为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导致的错误和提高人的尊严和地位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基本线索，就是整个新时期文学都是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而展开的。新时期文学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是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1]在学术专著《性格组合论》中，刘再复又从文学主体性的高度，系统地阐述了人道主义文学思想。[2]尽管当时的学术界对刘再复仅仅从主体性方面来阐释人的文学有不同看法，（注：如，敏泽《论《论文学的主体性》——与刘再复同志商榷》，载《文论报》1986年第6期。）但对“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文学主流还是给予肯定。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基于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稳定和秩序成为一种社会需要，这与80年代那种痛定思痛，要求社会变革的革命氛围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反差。从90年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看，中国社会的确在朝着一种建设性的开放的方向发展。以致在90年代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为地区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不仅中国本身需要这种稳定，而且，被原来意识形态视为敌对势力的西方社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希望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发展。在思想意识上，人们更关注的是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自我特色，而不是敌对和纷争。从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看，90年代以来，几乎消除了80年代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的思想气氛。不再搞各种思想整风运动，知识分子也改变了在对立情绪中思考问题的方式，转而走向正面阐述自己思想和观点的路径。与此相呼应的中国当代文学，也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变动的历史见证人。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改变，原本凸现在意识形态风口浪尖的文学，在90年代逐步边缘化，作家作品不再像80年代那样全身心地关注和投身政治生活。如果说在80年代，中国作家因为政治问题而遭受批判的事件屡见不鲜的话，那么，90年代就很少发生过当局因意识形态问题而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公开批判的事件。原本披挂在文学外表的神圣的思想外衣剥落以后，随之出现的是一种世俗化的文学潮流。所谓世俗化，本是西方宗教社会学中的术语，它是指宗教信仰和宗教制裁作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决策的指导，变得（或正在变得）日益削弱。而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世俗化表现在对政治的冷淡，对各种与意识形态相关联的文学表述的偏离。社会代言人的角色让位于写作者的职业身份，90年代作家更愿意把写作视为是一种职业的行为，作家作品钟情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读者对文学的要求，也从原有的寻求正义和人生精神寄托，转变为普通寻常的阅读需要，阅读是审美乃至愉悦放松，而不是孜孜不倦痛苦不堪的人生寻觅。这样的文学状态尽管招致不少思想界人士的不满和批评，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90年代的文学的确呈现出了与80年代文学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