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需要理论吗?

作 者:

作者简介:
邢建昌,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邢建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基础文艺理论、文艺美学、当代文化批评。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历史上,文学与理论关系的紧张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文学对理论的怀疑、抵制引发理论对自身的反思。文学需要理论吗?理论的合法性根据何在?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深究文学与理论的关系。文学与理论同源共生,缺一不可,它们都根植于对人之存在的关怀中。晚近虽然出现了文学理论的理论化,即理论的去文学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与文学的分离。事实上,文学与理论从未像今天这样彼此交融。文学不仅可以承担理论的功能,理论也可以是文学性的书写。而没有理论的批评几乎是不可能的。好的批评是有理论的,也是富有文学性的。批评因理论而进入文学,并反思自身的经验,宽容他人的信仰。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2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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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2)05-0158-11

       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表面看不证自明,深思则令人疑窦丛生。文学理论不就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吗?这个答案貌似顺理成章,实则掩盖了文学与理论的深层关系。因为在这个答案里,作为定义项的文学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不自明的文学概念同样需要得到论证。用一个需要论证的概念去定义一个同样需要论证的概念,显然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何况,在“文学理论就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这个陈述中,理论与文学的紧张关系也没有得到揭示。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重新确立文学与理论的问题意识。

       一、从文学与理论的紧张关系说起

       历史上,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从来不是自明的。按理说,文学理论发生的根据即在于对文学的解释,理论是对文学的守护。然而,考察文学与理论关系的历史不难发现,理论在发展中不仅与文学没有达成一致性的默契,反而不断挑起事端,制造了文学与理论关系的紧张。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诗歌需要灵感,灵感具有迷狂的性质。诗歌无助于培养具有理性素质的公民,因此将诗歌驱逐出了他的理想国。柏拉图是理论(哲学)与文学(诗歌)紧张关系的肇始者。柏拉图之后,哲学家与诗人的论争绵延不绝,贯穿于文学批评的历史长河。按照美国学者马可·爱德蒙森的看法,论争似乎没有消停的迹象,如今,“文学的哲学批评占据优势”,“柏拉图的后裔显然获胜了”。①马可·爱德蒙森困惑的问题是:“有哪一种知识探索像文学批评一样,起源于一种取消其探索对象的愿望?”②马可·爱德蒙森指责理论习惯于高空作业,习惯于使用概括性的术语、一套固定化的词汇去分析作品,结果导致理论难以发现作品的独特魅力和一部作品区别于另一部作品的独特之处,理论对文学采用了一种非文学的处理方式。他希望消除自柏拉图以来理论对文学的敌意,寻找一种勇于接受批评与挑战的理论:

       我们现在称作文学理论的东西,在很多方面都来自于柏拉图对诗歌的敌意。本书并不打算废弃理论本身;它所坚持的是,文学批评的功能不应仅仅是把理论应用于伟大的作品,然后就把它放在那儿了事,相反,它应该允许反驳,事实上是创造反驳,以维护相关的作品,允许作品(想想利维斯)说“是的,然而”。我们并不是要驱逐理论,而是希望有尽可能出色的理论,来向诗歌发出挑战。因此,本书要用理论所能激发的某些最具感染力的批评来衡量重要的文学艺术。③

       在马可·爱德蒙森的心目中,理论应该能被反驳,应该具备“使文学充满活力的潜能”④。而一旦将文学视为“难以驾驭的能量”⑤,理论就会滑向“焦灼的单线思维方式之中”⑥,就会威风凛凛地对文学实施“驱逐、压制、带倾向性的颂扬、代价惨重的辩护”⑦。

       苏珊·桑塔格对理论的抵制表现在她对阐释的独特分析和评价中。她坚决反对对艺术进行阐释,认为阐释是一种概念化的活动,即从作品整体中抽绎出思想,使艺术同化于思想,或者同化于文化。阐释背离了艺术的特征,是对艺术作品整体的破坏。

       苏珊·桑塔格对“阐释”有自己的界定:

       我不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阐释。不是尼采所说的(他这么说是正确的)“没有事实,只有阐释”意义上的阐释。我这里所说的阐释,是指一种阐明某种阐释符码、某些“规则”的有意的心理行为。

       谈到艺术,阐释指的是从作品整体中抽取一系列的因素(X,Y,Z,等等)。阐释的工作实际成了转换的工作。阐释者说,瞧,你没看见X其实是——或其实意味着A?Y其实是B?Z其实是C?⑧

       苏珊·桑塔格指责这种阐释是“精心谋划的”,“侵犯性的、不虔敬的”。它剔除了现象,把现象推到一边。背离了艺术的初衷,阐释就走向了反面,成了庸人拒绝艺术独立存在的借口。去阐释就是从艺术作品中抽取出内容,使艺术“同化于思想”或者“同化于文化”,进而使艺术变得顺从、可以被控制,而“真正的艺术能使我们感到紧张不安”。⑨苏珊·桑塔格反对的是那种对艺术简单化、概念化的阐释,也即以牺牲艺术特征为代价的阐释。美国新批评文论家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里对这种“阐释”也有批评:“把艺术品贬低成一种教条的陈述,或者更进一步,把艺术品分割肢解,断章取义,对理解其内在的统一性是一种灾难:这就分解了艺术品的结构,硬塞给他一些陌生的价值标准。”⑩

       如何阐释以达到对艺术整体性、有机性的尊重和逼近,这是贯穿在哲学与诗论争中的一个焦点话题。在苏珊·桑塔格看来,首先,艺术是需要阐释的。苏珊·桑塔格本人承认:“我并没有说艺术作品不可言说,不能被描述或诠释。它们可以被描述或诠释。问题是怎样来描述或诠释。批评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才会服务于艺术作品,而不是僭取其位置?”(11)阐释是普遍的意义生成行为,正因为如此,现代阐释学特别强调阐释的美学维度,以达到对不可抵达之域的逼近。其次,建立起一门“艺术色情学”来取代“艺术阐释学”。艺术色情学是最接近艺术的一种阐释行为。这需要两方面的努力:首先,更多关注艺术中的形式,通过对形式的“更广泛、更透彻的描述”来消除囿于对作品内容的解析所导致的“阐释上的自大”;其次,需要一套为形式配备的词汇,“一套描述性的词汇,而不是规范性的词汇”,来达到批评向艺术作品整体的逼近。她号召恢复我们的感觉,“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因为,“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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