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2]07-0030-08 近年来，文艺批评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文艺界和学术界都做出了许多切实的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了强大的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舆论氛围。尤其是2021年7月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为我国文艺评论工作的纠偏补正、繁荣发展提供了政策决策方面的指南，使文艺评论的进一步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良好的文艺批评氛围的形成、文艺批评的价值与精神使命的重建并非毕其功于一役就可以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事要做。今天，文艺批评能否真正找准自身的价值定位，能否切实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艺批评话语及其理论体系，能否产生世界级的文艺评论成果和大师级的评论人才等，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努力探寻的。笔者认为，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要高度重视当下我国文艺批评面对的各种理论资源问题。今天我们面对的理论批评资源主要有西方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种，而在这三种文论资源中，与我们最为血脉相连，急需深入挖掘、阐释、借鉴的当属我国古代文论资源。如何使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在当代焕发活力，使它切实有效地发挥作用、指导实践，这是当下文艺批评话语能否有效建构需要首先辨析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围绕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下是否可用、哪些可用以及如何用好这三个方面，就如何让中国古代文论在新时代文艺批评中“活起来”，在新时代文艺批评实践中充分发挥其价值和作用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一、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路径中看“是否可用”的问题 研究文化，特别是在研究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时，切忌把某一文化现象看作一成不变的、模式化的、“凝固”的对象，而应该将之作为一个开放的、活动的、需要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对象，不仅要理解其在传承过程中的改变，而且应该结合当代实际积极为其注入新的内容、新的形式，使其不断生长、进步、前行。传统文化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的生命活力也必然会在这种不断变化、改造和创新中激发出来。失去了现实生活的生命土壤，传统文化必将走向生命的终点，成为“死”的文化。这一点，中西理论家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仍然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①可以说，在传统文化这道永不停歇、汩汩向前的洪流的长途跋涉中，它不断汲取着历史的光影，又从每一个流经的河床上带走些许泥沙，这些来自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泥沙融合成为新的力量，裹涌着洪流不断向前。这道洪流已然不是刚刚出发的洪流，时间给它添了一些厚重，空间又赋予它诸多色彩，在时间和空间的每一个交错点上，它都是古与今的融合，是一道来自源头又被注入活水的洪流，而这正是文化能够“生命洋溢”的关键所在。因此，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发展新的文化的宝贵资源，必须重视、珍视；同时，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满足于照搬和挪用，而是必须放进现实之中，使之别开生面、重现青春。“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不仅是我们当下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更是优秀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命力量的根本所在。正是在不断地与现实的融合、发展中，中华文化才不仅没有断层，而且使每个时代的文化都能底蕴深厚，有着非同凡响的魅力。 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以这样的眼光和态度来对待。今天我们强调将中国古代文论作为新时代文艺批评的思想资源，绝不是说我们的文艺批评工作要去拾前人牙慧，而是要在具体的当下语境中实现其创新转化，使之焕发新容，这一点前人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宋词之所以成为可以与唐诗并峙的艺术高峰源于它对唐诗的继承，婉转典雅的昆曲的成功离不开它对南戏上百年历史的摸索探求，鲁迅与屈原虽相隔数千年岁月却同样承继“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的气质精神，在那些当下火爆的网络玄幻小说之中，我们也总能看到庄子、魏晋志怪、唐传奇、吴承恩、蒲松龄的影子。一切艺术的发展莫不如此!以传统为根，写当下之情，这正是艺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源。 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路径也是如此。综合来看，其发展路径主要有三条。其一，一些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理论内核的文论话语，在不同时期呈现为不同的表述。如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可以怨”传统，最早见于《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作为我国最早的诗论之一，孔子的“诗可以怨”强调的是《诗经》具有的“怨刺上政”的功能，是针对诗歌的表现内容和社会作用而言的。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觉地把个体自身的情感加以审美化的诗人，屈原作诗的目的则是“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发愤抒情”由此也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诗可以怨”与“发愤抒情”看似大相径庭，实则异曲同工。不管是“怨”还是“愤”都是诗歌的表达内容和情感体现，所不同的是，“诗可以怨”属于文艺功能论，而“发愤抒情”则属于文艺创作论；同时，“发愤抒情”的内涵已不是简单的诗人不平之气的宣泄，还是作家创作时的心理机制，是推动诗人创作出不朽之作的内在动力。可以看出，“发愤抒情”有着与“诗可以怨”相同的情感投注与精神指向，有其内在的一致与关联，同时又有着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此后，司马迁将屈原的“发愤抒情”以不同的话语表达做了进一步言说，提出了“发愤著书”说，所不同的是，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到“《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少卿书》)，司马迁将原本仅限于屈原的个体创作经验提升为适用于所有文人的普遍化的创作经验，这不能不说是又丰富了“发愤抒情”的内涵。而至唐宋，韩愈提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和“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欧阳修提出“穷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强调的都是诗人的情感状态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与“诗可以怨”和“发愤抒情”一脉相承但又同中有异。从“诗可以怨”到“穷而后工”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论的很多范畴和命题都有着高度相似的思想内核，但它们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每个时代的文艺现状和使命被不断地补充、丰富和发展，这也正是促成文论生命洋溢、多姿多彩的根由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