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艺学学科的反思正在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引发这种反思的原因之一是人们感觉到文艺学研究似乎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新状况，特别是消费主义时代大众的日常文化与艺术生活。阐释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兴文化与艺术活动的权力似乎正在从文艺学转到文化研究、传媒研究等新兴的知识生产领域。在此，我只想把目光集中于因产业结构的变化、文化的大众化、商业化以及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等导致的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思路。 当代世界（包括中国的一些城市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服务产业、文化产业、休闲娱乐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大众传播方式迅速发展与普及，文化的市场化与商业化程度日益加深。这一深刻的、全方位的转型导致了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它是作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而出现的，其范围已经不限于贵族或精英的圈子，因而不同于中国古代士大夫或西方19世纪唯美主义者的“人生艺术化”（注：这一现象在国外已引起文化学家、社会学以及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等的广泛关注。发表于《欧洲社会理论杂志》的一篇题为《社会学与美学》的文献综述对此进行了富有参考价值的概述。该文介绍了当代西方社会学与美学相互渗透的最新趋势，指出西方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过程，以至于当代社会的形式越来越像一件艺术品。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把审美化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并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学与美学的关系。作者纵览最近十多年来的西方社会学、美学著述后指出，许多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与美学家都一致认为：审美化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See Eduardo de la Fuente,"Sociology and Aesthetic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3,No.2,May 2000,pp.239-247)。）。审美化这个论题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韦尔施在《审美化过程：现象、区分与前景》中认为：“近来我们无疑在经历着一种美学的膨胀。它从个体的风格化、城市的设计与组织，扩展到理论领域。越来越多的现实因素正笼罩在审美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审美的建构物。”（注：Wolfgang Welsch,"Aestheticization Process:Phenomena,Distinction and Prospect,"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Vol.13,No.1,pp.1-24.）韦尔施所说的“审美化过程”不仅限于城市装饰、购物中心的花样翻新、各种城市娱乐活动的剧增等表面的现象，他实际上把审美化看作是一个深刻的、经过现代大众媒介而发生的、体现于社会的生产与消费结构内部的巨大社会—文化变迁。这种变迁使那些把审美仅仅看作是“蛋糕上的酥皮”的社会学家感到震惊。当代许多社会学家甚至认为，如果说经典的社会学家把理性化（韦伯）、社会分层（涂尔干）等看作是现代性的动力并以此为研究中心，那么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则应该把审美化作为研究中心，因为在盛期现代性语境中，审美化无疑与理性化、社会分层一样，成了社会组织的核心因素之一。 就文艺学专业而言，审美化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博德里亚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强调“符号与商品的交融”、“实在与类像之间的界限的消弭”、“审美的内爆”等，意在突出符号在现代社会中的建构作用。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急剧加强，影像密度空前加大，以至于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社会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面对这种情况，我已经在许多文章中指出文艺学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注：参见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由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深刻地挑战了文艺自律的观念，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因而，以艺术与审美的自律为支柱、确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学主导范式就面临深刻的危机，其囿于经典文学、坚守艺术自律立场已经严重阻碍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9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在我看来就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也预示着文艺学转型的征兆。秉承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批评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藩篱，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从经典文学艺术走向日常生活的文化（如酒吧、广告、时装表演、城市广场等）。这种研究进入到了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运用层次，其研究的主旨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在于解读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 当然，我们并不否定文艺的自律性诉求在80年代乃至现在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但是必须同时指出，80年代自律性诉求的社会文化意义恰恰体现在它直接配合了公共领域中的重大论争并紧密联系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颠覆“工具论”文艺学的霸权地位，而不是在于它一劳永逸地发现了文学的真正“本质”。这表明，80年代的文艺自主性理论本身就是多重力量参与其中的社会历史建构，它与当时具体的政治气候、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关联，因此并不是什么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表现（文学艺术的“本质”、“规律”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争夺的对象，换言之，文学的“本质”、“规律”不是发现的而是建构的）。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艺术的活动方式的变化，作为审美价值诉求的自主性文艺学虽然仍具有自身的合理性（因为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文艺的自律依然是一个有待继续争取的理想），但是作为研究范型的自主性文艺学却在许多方面现出自己明显的局限性。例如，由于坚持纯文学的标准而不能充分认识大众文化的研究价值，导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过于狭隘，不能把新出现的、复合型的文学艺术形式或审美活动的承载方式纳入研究视野，或者用笼统、抽象、情绪化的道德批判代替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无法深入揭示大众文化、日常生活文化的内在机制。这里，我觉得应该重申两点。首先，区别作为审美价值诉求的自律性与作为研究范型的自律性。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在知识论层次把一个对象纳入研究视野并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价值论的层次对之保持距离乃至批判。而今天坚持艺术／审美自律性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认真研究艺术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只是一味地进行道德批判与情绪排斥，那么，这种道德化情绪化的批判根本不能揭示导致艺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消弭——自律性危机——的深刻社会根源与文化机制，从而也就无法克服这种危机，其自律性诉求只能是一相情愿的。由于导致文艺／审美活动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不是艺术本身，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其次，一种研究是否属于文艺学研究并不取决于对象是否属于纯正的文学（何况“纯正”的标准也是变化的、历史性的），而更多地取决于研究方法与研究旨趣。即使对于《诗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文学，也存在诸如天文学、医学、农学等非文学角度的研究；而对于那些审美因素、商业因素、经济因素等混合一体的对象（比如广告），则可以借用文艺学的方法研究其中的审美／艺术、文化、意识形态维度（巴尔特从符号学角度对广告的研究是经典性的例子）。在我看来，后者离文艺学的研究更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