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罗朗·巴特在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说中，他没有花多少篇幅去表达他的学术观点，而是大谈文学和权势的关系。这个人终其一生都痛恨权势，在他后来名满巴黎的年月，他本来可以利用权势，但他没有这么做。远离权势，作为一个自由的、依靠自己的话语力量生存的批评家，巴特始终保持着批评家应有的自尊。不用说，我欣赏这种自尊，并且以此作为我的批评的基本品格。 当然，批评观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文学观上。对于我来说，文学当然不是风花雪月的佐料，不是工具和传声筒；同时，我也不认为文学只有回到纯粹的语言形式才是最高境界。当然，文学就是文学，它必然要有自身不断创新的意识，没有相当水准的语言句式、叙述方法、结构和修辞，就难以有文学存在的独特依据。但文学毕竟表达了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没有相当的思想力度，不能发掘新的经验，也难以造就有力量的作品。我愿意在不断综合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我更乐意去发现文学中的新经验和艺术的丰富性。 批评是一项智力活动，一种敏锐的艺术感觉与复杂的知识的融合。批评既是知识的运用，也应是知识的创造，停留在陈旧的知识水准上的批评，并以此来显示老成持重，那是中国当代批评惰性十足的根源。在批评知识的运用方面，我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将来，都在破除狭隘的本土主义神话。所谓“中国人只能说中国的话”等等，在我看来，说这种话的人，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井底之蛙，拉大旗做虎皮的投机分子。 我不赞成九十年代批评缺席的这种说法，缺席的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是那些忙于在红地毯上漫步的人，是那些从来就没有出席的人。九十年代不少的批评家在做切实的研究工作，大多数人熟视无睹，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袖手旁观。人们对这些没有这个头衔、那个桂冠的青年一代批评家很不以为然，他们的名字后面没有这个长、那个长，他们无法在这个“评奖委员会”、那个“工程”中占据一席委员之地，在这个以权势为轴心的社会，他们的权威性当然大打折扣。但人们如果认真阅读过这些人的文字，如果不带偏见，我想人们可以得出公正的结论。不少人怀恋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我想那时的文学批评借助整个文学大势而意气风发，如果认为那时的文学批评较之现在的批评要技高一筹，那就只能说是偏见比无知更可悲。 批评必须锐利、自由，面对文本是我最快乐的时刻。随心所欲的读解，令人信服的推论，横贯中西的思绪，无所畏惧的论断，这是我所欣赏的批评风格。中国的批评家与作家关系太近，这是我的困扰。作家期待喝采，在把批评家降低为吹鼓手的同时，也把作家自己变为掩耳盗铃的愚人。我是一个看重友情的人，经常在友情和文本之间行走，使我疲惫不堪。我不会说“吾更爱真理”那种大话，但我无疑希望我的每一次写作经受得住世人的拷问。 17年前，苏珊·桑塔格在一篇论及罗朗·巴特的文章中写道，巴特把现前的文学时代称作是“一个从容启示的时代”。桑塔格赞叹道：“能够说出这种语句的作家真是幸福呀”。我不敢指望我们能够生长在这样的文学时代，但我从内心希望，当代批评能够一步步走向“从容启示的时代”。
